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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際間的通訊之謎還存在另一種使人感到迷惑的經驗：這就是“人際間” （transpersonal）的接觸和通訊，它不僅僅是小孩和情感敏銳的人之間的通訊，而是幾乎每一個人之間的通訊。
保守的研究者傾向於認為人們只能通過手勢，面部表情和通過語言才能進行通訊，這就是所謂的“標準模式”。然而有證據顯示，通訊也可以在確定無疑的非標準模式中出現，只要它們能夠在眼、耳和其他感覺器官的範圍之外發送和接收信息，就可以說符合人際間通訊的意思，這種通訊似乎包括某種超感覺感知（叫做ex-trasensory perception，簡稱ESP）。
最普通的超感覺感知的形式是精神感應，它可能在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廣泛流傳。看起來許多部族社會的巫師能夠通過精神感覺通訊，他們利用各種技術進入似乎必要的意識轉換狀態，其中包括孤獨、集中註意力、禁食、跳舞、擊鼓、念咒語和利用致幻香草等。不僅僅是巫師，而且全部族的成員似乎都有精神感覺的能力。直到今天，許多澳大利亞原始居民即使在超出了他們的感覺通訊範圍之外似乎也能告知家庭和朋友的命運。
人類學家A·P·伊爾金（A．P．Elkin）注意到，一個遠離家鄉的人，有時會突然宣布他的父親死了，他的妻子分娩了，或者他的國家出現了某種麻煩，他對自己感知到的事深信不疑，以致於如果可能的話，他會立即打道回府。除了 人類學的材料之外，
對於各種人際間的通訊的大部分趣聞和不可重複的科學證據來自於控制實驗條件的實驗室研究。對超感覺感知的科學研究可以追溯到J·B·雷恩（J．B．Rhine）在1930年於杜克大學所做的猜撲克和骰子的先驅實驗。最近的實驗變得更加複雜，實驗控制更加嚴格，物理學家經常參加到心理學家中進行設計和檢驗。即使把根據隱蔽的感覺暗示、機械的偏向、被試者的欺騙和實驗者的錯誤或不勝任者所作的解釋等全都考慮在內，人們仍然發現它們不能解釋從統計學上看許多有意義的結果。
1970年有兩位物理學家R·塔格（Russell Targ）和H·普瑟夫（Harold Puthoff）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他們進行了在思想和意象轉移方面的一些著名實驗。他們希望能確證在不同的個人（其中一個作為“發送者”，另一個作為“接收者”）之間進行精神感應傳遞的真實性。科學家把接收者放在密封的，不透明的和電屏蔽的小房間裡，而發送者則在另外一個房間裡，在這裡他（或她）每隔一段固定時間（即規則地）被強光照射，腦電流描記器（EEG）將同時記錄他們兩人的腦電波圖形。正如希望的那樣，發送者顯示出有節律的腦電波，正常地伴隨著暴露在強烈的有規則的閃光中。但是過了一會兒，接收者也開始產生相同的波形，儘管他（或她）沒有暴露在閃光下，也沒有接受到來自發送者的任何可感知的信號。
這種通訊特別引人注意的案例是墨西哥國家大學的J·G·濟爾布波姆（Jacobo Grinberg Zylberbaum）的研究工作。在過去的幾年所做的超過50個實驗中，濟爾布波姆把他的被試者配對地放在防聲—電磁—軸射的“法拉弟籠”中，他要求被試者一起冥想約20min，然後他把被試者放在不同的法拉弟籠中，其中一個人被刺激，而另一個人則不。被刺激的被試者接受到隨機時間間隔的刺激，即無論是他（或她）還是實驗者都不知道刺激作用的時間。沒有被刺激的被試者保持放鬆，閉上眼睛，並被指示去感知夥伴的存在（在不知道他或她受到有關刺激的任何事的情況下）。一般情況下，使用100次刺激作為一個系列——閃光、聲音、或短的、有一定強度的但不會有痛感的電擊，電擊部位通常是右手的食指。然後，兩個被試者的腦電流描記器同時工作並檢查被刺激者被“喚醒”的可能性和“轉移”到未被刺激者去的可能性。當沒有被刺激者和有屏障阻擋被刺激者接受刺激（例如閃光）時，亦或當配對的被試者沒有進行過先前相互作用時，在這種控制情況下就沒有發現轉移的可能性。然而，在有被刺激者和進行過先前的相互作用的實驗情況下，轉移的可能性就一致地出現在25%的案例中。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是一對相愛很深的年青夫婦提供的，在整個實驗中他們的EEG波形幾乎保持同步，證明了他們報告的感受如同一人。
在有限的程度上，濟爾布波姆也可以重複他的結果。當一個被試者在一個實驗中顯示出具有轉移的可能性時，他（或她）在後來的實驗中通常也能顯示出來。
濟爾布波姆的實驗並不是唯一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數百個類似的實驗與之對應，它們提供了很有意義的證據：當第二個人（尤其是與第一個人關係緊密或有感情聯繫的人）在冥想，受到感覺刺激或有意地試圖與第一個被試者進行通訊時，第一個人的大腦中就會出現可識別的和前後一致的電信號。
人際間的通訊在實驗室之外也會發生，這種情況特別是在雙胞胎之間經常出現。在許多情況下，雙胞胎中的一個能感覺到另一個的疼痛，即使另一個遠在世界的另一邊。除了 這種“雙疼痛”現像外，母親和愛人的敏感性也同樣值得注意：有數不清的事例顯示，母親知道她的兒子或女兒在什麼時間遇到了大的危險，或實際涉及到了某種事故。這種情況在配偶之間也經常發生。
人際間的聯繫並不僅僅限於雙胞胎、母子和配偶，在病人與治療者之間的治療關係就足以說明問題。許多心理治療專家注意到，在治療期間，他們體驗到他們個性和正常的經驗範圍之外的記憶、感覺、態度和聯想。在這些奇怪的事被體驗到時他們並不能把它們與來自於治療者本身的記憶、感覺和相關的情感區別開來，僅僅在其後（通過沉思）他們才開始認識到這些反常的東西來自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和體驗，而不是來自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病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看上去似乎映射進了治療者的心靈中。在這種場合，至少在有限時間裡，它與治療者自己的精神結為一體並產生了病人的某些記憶、感覺和聯想的知覺；相反的過程也能發生：病人也能獲得他們的治療者生活和個性方面未透露的某些細節。這被稱之為“映射同一”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病人—治療者轉移在病史分析中是有用的，它可以允許病人更客觀地回想在他（或她）個人意識中以前引起令人煩惱的因素是什麼，就好像它是屬於其他人似的。心理治療專家的體驗，再加上在控制實驗中雙胞胎、配偶和範圍非常廣泛的被試者的體驗，產生了又一個激起人們好奇心的問題：絕大部分的人（並不僅僅是有特別感覺天賦的人）都有“進入”到其他人（尤其是親戚或有緊密感情的人）的大腦和心靈中去的能力嗎？感覺、聯想、記憶和態度的轉移並不是僅有的一種人際間的聯繫和通訊（已有重要證據），另一種形式的轉移包含在意象的傳遞中。除了 思想轉移實驗外，塔格和普瑟夫還進行了所謂的“遙視” （remote-viewing）實驗，在這些實驗中發送者和接收者被遠距離分開，使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感情通訊。在隨機選擇的某一地方，發送者就作為“信號”，然後接收者努力接受信號所看到的東西，為了驗證他（或她）的印象，接收者用語言進行描述，有時伴隨梗概。在塔格和普瑟夫的實驗中，獨立的判斷發現，對事情大體輪廓的描述平均有66%的時間和信號與實際看到的特徵相吻合。
其他實驗室報告的“遙視”實驗涉及到的距離從半公里到幾千公里不等。無論他們在哪兒進行，由誰來進行，其實驗的成功率一般在50%左右——比隨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成功的遙視者似乎是那些精神放鬆，注意力集中和愛沉思的人，他 們報告他們接受到一個溫和的和暫短形式的初步印象，然後它逐漸發展成了一個完整的意象。他們對體驗到這一意像很驚奇，因為它十分清晰。當接收者在睡覺時意像也能被傳輸。在過去幾十年中， S·克里普納（Stanlty Krippner）和他的合作者在紐約的麥蒙茨醫院的夢實驗室裡進行了許多次“夢ESP實驗”。實驗遵守一個簡單但有效的議定書，願意在實驗室呆一夜的志願者一到那兒就會見發送者和實驗者，並得到一個程序，然後把電極連到志願者的頭上監視腦電波和眼睛的運動，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或她）與發送者無任何進一步的感覺聯繫。其中一個實驗者擲骰子（與隨機數表相結合）來確定一個數字，每個數字都與裝有藝術圖形的密封的信封相對應，當發送者到達距醫院很遠的一個私人小房間時信封被拆開，然後發送者就花一夜時間集中註意力於這一藝術圖形上。當監視器顯示眼睛快速運動的視覺的周期結束時，實驗者通過對講機叫醒志願者，然後要求該志願者描述他（或她）在剛醒之前所做的夢，並把它記錄下來，這就作為第二天早上採訪時問及被試者的有關內容。採訪在互不照面的情況下進行：無論是實驗者還是被試者都不知道在頭天晚上選中了什麼藝術圖形。利用從每個在夢實驗室里花費一個夜晚的志願者那裡獲得的資料，從1964年到1969年間的一系列實驗中產生了62夜的資料供分析。這些資料顯示，在那天夜晚選擇的藝術圖形和那天夜裡接收者的夢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性。而當那個地區沒有雷電，太陽黑子活動處於低潮時（即當地球的地磁場相對不受干擾時），其相關性就更顯著。那麼，在適當的條件下一個人真能把意象直接地發送到另一個人的心靈中去嗎？
一個不同類型的實驗研究 了被試者新大腦皮層的左右兩半球之間的協調程度。在正常的意識中兩半球（語言定位的、線性思維的、推理的“左半腦”和完形感知的、直覺的“右半腦”）顯示出不協調，在EEG中顯示出隨機的分散波形。當被試者進入意識沉思狀態時，這些波形就變得同步，在深沉思中兩半球幾乎進入完全相同的波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深沉思時不僅同一個被試者的左右半腦，而且不同的被試者的左右兩半腦也顯示出相同的波形。在意大利進行的多達12個被試者的實驗同時顯示出整個小組腦波形的驚人同步性。
能夠達到腦同步的人數規模沒有給定的極限，在印度進行廣泛工作的意大利實驗者N·蒙特可科（Nita-mo Montecuco）就曾描述過由許多人同時沉思而產生出巨大的“佛場” （Buddha-fields）。真的如同單個的人能夠自發地影響另一個人的腦和心靈，許多一起沉思的人也能產生出某種集體意識嗎？
醫藥行業是人際間聯繫和通訊相關形式的場所。人們已經知道遠距離診斷，敏感的診斷者只要有病人的幾 ■圖5 (A)一個普通人在通常的意識狀態下的EEG波形圖。左右半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相關性（同步值7.6%），沒有特別的諧波波形。（波形包含θ、α、β和δ波形，根據每秒0～30個波的已知頻率區域給出。） (B)一個處於沉思狀態的實際的正常人的腦波形圖。左右兩半腦的EEG 波形圖具有顯著的諧波因素，而且它們高度同步（同步值為99.8%）。(C)兩個一起沉思但沒有進行相互感情聯繫的被試者的EEG波形圖。每個被試者的左右兩半腦（圖像左右兩邊）對兩個被試者來說是準相同的（兩人之間的同步值超過90%）。 (D)在沉思（分享同一的感情）中的12個人具有幾乎完全同步的EEG波形圖，平均同步值是81.2%。個基本特徵、姓名、性別和出生日期就足夠了。即使沒有經過醫學訓練，他們也能令人驚異地精確診斷出病人得了什麼病。
遠距離診斷現在已比較普遍。美國神經外科醫生N·謝利（Norman Shealy）在他的《創造健康》這本書中提出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證據。他坐在密蘇里辦公室裡用電話把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告訴了住在遙遠的新罕布什爾州的敏感的診斷者C·米斯（CarolynMyss），在那裡她給他提供診斷。謝利醫生說，在前100次的診斷中她的正確診斷率是93%。那麼，一個人能在千里之外“看透”另一個人，並能告訴人們他（或她）得了什麼病嗎？
人際間通訊的更進一步的類型涉及到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實際身體效應的傳遞，這種傳遞現在被稱為“遠距離身體” （telesomatic）：它們由生理學變化組成，這種變化由另一個人的心理過程在作為目標的人身上觸發。在這裡，相隔的距離遠近只有很少的影響或沒有什麼影響。
傳統上遠距離身體效應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產生的，這些天生的治病者“發送”他們稱之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東西到他們的病人那裡。由於大都作為趣聞軼事，所以這樣的效應並沒有被醫學共同體所接受。然而，他們最近注意到，在實驗室實驗中許多被試者和相關的測試提供了有關這些結果的大量可靠資料。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心靈科學基金會的W·伯拉德（William Braud）和M·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已經在嚴格的控制下進行了數百次“遠距離身體”實驗，檢驗發送者的心理意像對接收者的生理的影響。
伯拉德和斯切里茨聲稱已經證實：一個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過”空間引起遠距離外的另一個人的生理變化——這種影響與某個人自身的心理意像對他自身生理變化的影響相似。他們的實驗顯示，試圖影響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試圖通過遠距離影響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顯得效果稍微明顯一點。在涉及許多人的好幾個實例中，遠距離影響和自我影響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由第二個人產生的“遠距離身體”影響證明幾乎與由同一個人所產生的身心關係的自我影響同樣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遠距離身體效應也可以以人類學家所稱的“交感魔術”的形式傳遞。男巫師和其他進行這種魔術的人在他們選定作為目標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為目標的人只是用肖像（就好像一個洋娃娃）來代替，在許多地方的土著人中這種活動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儀式就利用這種活動。在他的著 名著作《金枝》中，J·弗雷澤（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這種活動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畫一個人的像，然後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傷害它。據說這樣一來，與之對應的傷害就會降臨到那幅畫所代表的人身上。實驗靈學家D·雷丁（Deam Radin）和內華達大學的同事們決定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條件下檢驗這種效應。
在實驗中，被試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像做一個小洋娃娃，與洋娃娃一起還包括各種小物品，如能夠“代表”他們的相片、珠寶、自傳和具有個人意義的象徵物等。他們也提供一張表格，列出使他們感到欣慰、平靜和舒服的東西。這些信息被參加活動的實驗者利用（實驗者被稱為“醫治者”，因為這一效應是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被試者）以產生同“病人”的情感聯結，而“病人”則用導線連著以監視他（或她）自主的神經系統活動、心率和血脈動量。醫治者就在附近建築物裡面的有聲音和電磁屏蔽的房間裡，他把那個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並把注意力集中在它們上面以隨機順序發送“滋養” （實際是治療）和休整的信息給被試者。一個典型的實驗期由每次60s的5個滋養和5個休整期組成，緊接著是11s的間歇。它顯示出，“病人”的神經系統活動和他們的心率在“滋養活動”期間明顯地與休整期間不同；而血脈動量在60s的滋養期中間非常明顯地持續了幾秒鐘。心率和血流動顯示出一種“放鬆的響應”——因為醫治者正試圖通過洋娃娃“滋養”被試者並使之有感覺。看起來，這對病人具有“遠距離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們下結論說，醫治者的局域活動和思想模仿遠方的病人幾乎就好像醫治者和病人靠在一起一樣。這就證實了這樣的發現：遠距離身體效應和身心一體現象非常相同，儘管距離不同。
自發的（與有傾向性的相對）遠距離身體效應在一大組群的人中也被發現。根據印度的傳統觀念，當許多人進行共同的沉思時，未沉思者也會受到影響。1974年M·馬赫西（Maharish Mahesh）瑜珈師傅接受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只要有1％的人按規則地沉思，它的效應將影響到其餘99％的人。G·蘭德瑞（Garland Lan-drith）和D·O·約翰遜（DavidOrmerJohnson）的實驗顯示，“馬赫西效應”從統計學角度看是明顯的。看來，在公眾中沉思者的人數與公眾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於酗酒而導致死亡的人數甚至與污染程度之間並不僅僅有隨機的關聯。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前教授，心臟學家R·培德（Randolph Byrd）進行了目的在於檢測另一種形式的遠距離身體效應的實驗，他用祈禱而不用沉思。他在10個月的有計算機輔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舊金山總醫院冠心病治療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組成了一個由普通人構成的實驗者小組，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點是習慣於有規則地在周圍農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會上作祈禱。這些被選出的人被要求為一組192個病人的康復祈禱；另一組210個病人在實驗中沒有人為他們祈禱，這些人組成控制組。在實驗中運用了嚴格的標準：挑選是隨機的，實驗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進行，無論是病人還是護士和醫生都不知道哪個病人屬於哪個組。
實驗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關於病人心臟狀況的一些信息，並被要求為這些病人祈禱；但不告訴有關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為每個實驗者可以為幾個病人祈禱，所以每個病人有5～7個人為其祈禱。從統計學角度看，結果是很明顯的：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需要抗生素的人數是控制組（沒有人為之祈禱）的1 5 （3人比15人）；發展成肺氣腫的人數是控制組的13 （6人比18人）；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中無人需要氣管保養，而在控制組中有12人需要氣管保養，而且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中幾乎無人死亡（儘管從統計學上看這一結果並不明顯）。為之祈禱的人無論距病人遠或近，祈禱的方式無論怎樣，看來都無關緊要。僅僅是祈禱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複祈禱的次數這些事實會產生不同效果。毫不誇張地說，到目前為止這種實驗已經進行過幾百次，它們產生了另一個複雜的大難題：一組人的集體集中的意識能影響其他人的身體狀況嗎？而且甚至能影響其他許多人的身體狀況嗎？5文化現像中的謎
自發的文化鏈的證據來自於歷史。在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創造了明顯類似的成就，即使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間沒有通常的通訊，甚至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首先，處在非常不同區域的文化創造出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大批非常類似的工具。例如，手斧是石器時代的廣泛工具，它是一種典型的杏仁狀或梨形的兩邊打製得對稱的簡單工具。在歐洲，這種斧子是燧石製成的；在中東，它是用黑矽石做的；在非洲，它是用石英岩、頁岩、輝綠岩做成的；它的基本形式是功用性質的。然而，用大家都需要的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法而導致了相互一致的發現，這一觀點並不能解釋所有傳統文化實際上在製作細節上的一致性——試錯看來不可能在數量如此之多，分佈範圍如此之廣的人群中產生出在細節上如此類似的工具。
許多人工製造物似乎跳越了空間，超越了直接的文化聯繫的範圍。在古代埃及和前哥倫布美洲都以顯著一致的設計方法建造了大金字塔。像陶器製作工藝對所有文化都非常相同，甚至用火的技術也導致產生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基本相同的工具設計。I·馬什利（IgnazioMasulli）是博洛尼亞大學的知名歷史學家，他對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公元前5—6世紀的當地文化所製造出的罐、盆和其他人工製品進行了深入研究。馬什利發現，對它們基本設計的這種顯著的重複現象找不到合理的解釋：考古學家已經證明，這些文化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而從實用角度看，設計的範圍遠遠大於它們實際採用的方法。這種現像是普遍的。儘管每個文化附加了它自己的一些細節，但阿茲台克人、祖魯人、馬來人、古代印第安人和中國人都似乎是根據一個共同的模式或原型來製造他們的工具和建造他們的墓碑的。
除了 自然的人工製品外，所有文化模式幾乎都是同時出現的，雖然它們是相互獨立的。古代猶太人（希伯來人）、希臘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大發展出現在非常廣泛的各個地域，但它們實際上是同時出現的。主要的猶太人預言家在公元前750—前500年的巴勒斯坦享有盛譽；在印度早期優波尼沙（吠陀經之一部）於公元前660—前550年形成；悉達多佛生活在公元前563—前487年；孔丘約在公元前551—前479年在中國教書講學；蘇格拉底於公元前469—前399年生活在古希臘。正當古希臘哲學家創立了西方文明（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那裡）的基礎時，中國哲學家也建立起了東方文明（在儒家、法家、道家那裡）的觀念基礎。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分別創立了他們各自的學院，許多巡迴演說的博學之人向國王、君主和市民提出忠告和發表演講；在戰國後期的中國，類似的不知疲倦和富有創造性的哲人創立了學校，並向公眾講課，創立教義和在諸侯國之間縱橫捭闔。
同時性的文化成就並不只限於古代文明，它們在當今時代也同樣發生。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許多互不知道對方工作的不同研究者同時出現頓悟的例子。這些例子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頓和萊布尼茨幾乎在同時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獨立地提出了生物進化的基本機制，貝爾和格雷同時獨立地發明了電話。
跳越同種文化的不同分支的同時頓悟的例子也並不少見。正當牛頓用三棱鏡來分解進入他劍橋寓所的窗戶的光柱時，威梅爾（1632—1675年，荷蘭畫家）和其他荷蘭畫家也正在研究透過彩色窗戶和門玻璃的光的性質。當麥克斯韋用公式來說明他的電磁學理論（根據該理論，光是由電波和磁波的相互旋轉產生的）時，脫爾諾（1775—1851年，英國畫家）正在把光畫成旋渦狀。在最近幾年，物理學家根據超對稱理論一直在探索多維空間，而同時，並明顯地完全相互獨立的前衛派藝術家已開始在他們的畫布上實驗視覺的重疊，以代表多達7維的空間。
空間和時間，光和引力，質量和能量都已經被物理學家和藝術家作了研究，有時是在同時，有時一派比另一派早一點，但這兩派都不知道對方的工作。在他的著 作《藝術和物理學：對空間、時間和光的平行洞察》中， L·謝萊因（Leonard Shlain）提供了許多實例證明了藝術家們反映和期望的東西正是物理學家心靈中出現的需要突破的有關概念，但藝術家對物理學和物理學家所關心的任何事都一無所知。所有這些對應僅僅被說成是偶然的巧合就能對它們不加理會嗎？推論 在做拼板遊戲時，隨著遊戲的進行，任務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圖形出現得越多，剩下還沒有拼的板就越少，這樣你就可以越來越容易地把剩下的拼板拼接到圖形中缺少的位置上去。
類似的情況正發生在我們探索統一理論的這一階段中。我們大體上知道在當代科學世界圖景中還缺少什麼：它就是能夠說明自然界中連續形成有序和組織的有序化原理。我們仍有一些沒有得到解釋的謎，它們就是我們在上面所回顧的宇宙現象、物理現象、生命現象、心靈現象和文化現像中的各種不解之謎。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些謎的適當解釋是否可以填補科學世界圖景上所缺少的部分。
為了探索這一問題，我們應該歸納一下這些謎的主要方面，然後再試圖闡明它們的深刻意義。 ——在宇宙世界中，物質是從何而來的？如果說物質是在大爆炸的過程中產生的，那麼宇宙中某些星系的年齡為什麼會比宇宙本身的年齡還大呢？
——三種不同元素（氦、鈹的不穩定同位素和碳）的共振頻率儘管極不可能調諧，但它們卻調諧得非常精確，結果產生出足夠的碳構成更重的元素——宇宙中的生命構件。
——從出現生命這一表面現像看，宇宙中的物理常數精確地相互調諧也是一個極不可幾的事件，這包括宇宙中“物質” （即重子）的數量和分佈恰到好處，普遍存在的力的值以及中子、質子和電子各自的電荷也精確地相互平衡。
——在物理世界中，由檢驗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實驗所引起的佯謬關係到開始時一起產生，後來在空間上相互分離的粒子的量子狀態，這些狀態是瞬時相關的，而瞬時相關顯然是違背現代物理學原理的。
——在雙縫實驗和分光束實驗中，相繼連續發射的電子互相干涉，不論它們是幾秒鐘前在實驗室中產生的還是幾十億年前在遙遠的河外星系產生的。
——在環繞原子核的殼層中，電子互相排斥到符合泡利反對稱原理的連續能極，儘管它們之間並不交換動力，大多數核子和它們的軌道電子都有這種排斥現象。
——在生命世界中，無論就單個有機體的形態而言，還是就它們的組群分類而言，已經出現了高度的多樣性和一致性，儘管人們知道進化所能利用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且認為它受突變和自然選擇的隨機過程的支配。
——在有序的進化潮流中，已知單個有機體能繁殖它們複雜的多細胞結構，儘管它們的每個細胞只包含同一組遺傳指令，而且這些指令似乎不可能通過與自然選擇邂逅的偶然突變而進化。
——有些有機體能夠超越再生程序的歷史功能（因而同樣也能超越自然選擇的樊籬）而再生肢體和器官。
——在心靈和意識世界中，信息的傳遞有時似乎超越了感覺和知覺。這種信息的傳遞不僅發生在個人之間，而且還發生在群體之間；不僅發生在原始人之間，而且還發生在現代人之間。
——在特定情況下，個人似乎能夠回憶起他們過去的幾乎所有經歷，甚至還能回憶起好像屬於其他人的前生命經歷。
——在社會歷史領域中，不同的社會文明儘管相距遙遠，互不相知，但它們卻創造了極為類似的器具和建築，甚至其社會成員對某一現象會出現同時的頓悟。
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些奇異的發現呢？由於其中的大多數能夠在相同的條件下重複發生，而且有些還能夠在嚴格受控的實驗中發生，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不予考慮。相反，我們應力圖闡明這些發現的意義。 ○
我們一開始就指出，物理世界的謎涉及粒子和其他物理系統之間的信息傳遞，也涉及它們的特性的協調。在某些條件下，一個粒子能瞬時地知道另一個粒子的狀態，即使這兩個粒子不交換已知的任何形式的能，而且處於時空中的不同點。此外，主要種類的粒子和包含在粒子中的自然力的特性在整個時空中精確地協調一致。
生命世界的謎涉及進化過程中隨機性的限度和對某種因素的需要，這種因素能使變化的概率偏向有利於有序性和一致性的結果。在產生和繁殖中，似乎需要某種因素“告知”多細胞有機體中的細胞有關整個有機體特有的動態構型—空間的信息。在更高的組織層次上也需要類似的信息因素來解釋在範圍越來越廣的環境中觀察到的單個有機體的適應性。 ○
心靈和文化現像中的謎意味著個人之間和個人群體之間超越感覺界限（因而似乎也超越時空界限）的信息傳遞。
這些確實是令人不解的謎，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它們並不新奇，正像科學是洞察神秘的活動一樣，它們是自然界的神秘活動，但在考察這種活動時，科學需要靈活一些。理論上的根本革新需要深思熟慮，上述佯謬可能就是這種情況。除非它們允許新的看法來完成關於它們的基本理論，否則非局域相互作用，同時波和粒子的特性以及非動力學相關性就會阻礙量子物理學家戰勝“煙龍”哲學並越過“觀察”和“現象”而達到“觀察到的事物”和“實在”。
生物學家也面臨著需要相應的理論革新。只要科學家不超越獨立的單個有機體的遺傳機制去尋求解釋，複雜有機體的產生、繁殖和進化就將繼續是生物學的“形式問題”。只要生物學家認為進化完全依賴於突變和自然選擇的偶然過程，他們就仍將不可能說明在自然界中觀察到的一致性和復雜性。 認知科學，無論是圍繞心理學的“軟”分支還是圍繞神經生理學的“硬”分支，都面臨著基本的挑戰——不能通過傳統論點來解釋認知現象；心中的一切必定是通過感覺器官進入的，因此必鬚根據貯存在腦中的信息來解釋。在這些新出現的科學中，對大腦（和心靈）和世界（包括其他的大腦和心靈）之間“額外”的交流通道需要仔細考慮和認真研究。
這些佯謬看來確實意義深長，它們確實具有共同的衝擊力，它們所顯示的結論是：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的聯繫比我們通常所想像的要緊密得多，起連結作用的因素似乎與所有的自然領域（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都相關。如果不存在聯繫，我們就不可能指望自然界中會出現任何比氫和氦更複雜的東西；像生命所必需的那些複雜系統的存在，如果不歸因於一位萬能的上帝的意志，就得歸因於不可預測的命運；同樣，生命系統的進化，它們的產生、繁殖和它們之間的交流（包括人腦間的交流）仍將是詩歌或宗教敬畏和驚奇的對象，而不是科學理解的對象。
另一方面，如果科學家準備承認他們的理論中具有相互聯繫的因素，那麼我們所回顧的許多不解之謎就能得到解決。然而，這種理論革新能為了特殊的目的或者能在我們所了解的宇宙本質中找到根據嗎？它能為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在自然界中具有起作用的有序化原理提供決定性的證據嗎？
這些問題需要考慮，下面我們就將這麼做：首先討論與當前已經確認的科學知識有關的似乎可信的答案的原理；然後把這些原理進行去偽存真，進行精煉以匯集成一種一致的假設：宇宙何以能在從混沌到和諧的巨大進行激流中逐漸組織自身。第3章對“謎”的各種試探性解釋
正如我們看到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圖景是模糊的，它不能為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各種奇特的自然現象（各種形式的“謎）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許多大科學家已經開始檢驗他們關於意義的假設，這些意義隱藏在他們所描述的觀察現象和方程的背後。當他們面臨反復出現的反常現象和矛盾時，他們不再臨時修補原有理論，而是超越它們，面向大膽的新概念和新假說。
為探索科學觀察中面臨的反常，越來越多的社團和協會正創建起來，它們正在從科學組織的邊緣走向中心，科學正處在又一次“革命”的陣痛之中。現在已經進入軌道的這場科學革命比哥白尼革命更快，比愛因斯坦革命更廣泛。它的典型特點是把範圍廣泛的發現都整合在一個高度統一的、簡單的理論框架中，這是因為在科學上，你不能簡單地把新的條件附加到已有的概念上而解開一個謎或回答一個問題。在臨界接觸點上，當反常現象積累到超過主要科學家能夠忍受它們的極限時，就出現向新的基本假設的跳躍——到一種新“範式”。像這種範式轉換不僅把在某一理論框架內某一給定領域中的反常現象，而且還把已知的東西都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整合在一起。
在這一章中，我們就來回顧先鋒派科學家對世界統一圖景的探索和對各種“怪誕”的自然現象所作的試探性解釋（假說）。1新物理學的大統一理論
對統一的探索所遇到的複雜性比幾十年前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大，不僅有四種普遍存在的力，而且還有大約300多種“基本”粒子——還不包括被認為是各種基本粒子的基本組成部分的夸克。
從本世紀初以來，每年都越來越詳細地揭示出原子的內部結構，而且使得關於原子和亞原子的理論越來越複雜。原子本身是在19世紀末被分裂出來的，人們因此知道了佔據它的能量殼層的是電子，但沒有人知道後來會出現多少不同的粒子。有關的發現隨著粒子加速器的發展而來，隨著每一台比以前更強大的新加速器投入使用，一系列新粒子在碰撞中出現了。
20年代，人們只知道三種亞原子粒子：光子、電子和質子。E·盧瑟福當時指出，在原子核中必定還有其他粒子，它叫做中子。當實驗證實了這種粒子的存在時，基本粒子的目錄已經開始擴大。1930年，在一次旨在解釋某些令人困惑的有關放射性原子核衰變方式的實驗的理論論證中， W·泡利提出了存在中微子的假設， 25年後，中微子的存在得到了實驗的證實。
由於量子理論的出現，人們儘管已經比較了解原子的電子外殼，但原子核依然還是一個謎。是什麼力在維持它的穩定性呢？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認為還有一種新的基本粒子，因為根據預測，它的質量介於質子和電子之間，所以它被叫做介子。湯川假設，質子和中子不斷地交換介子，而使原子核保持穩定的正是這種交換。
但是當實驗者們開始尋找介子時，他們發現的不是一個粒子，而是一個粒子家族，其中包括μ介子和π介子。由於建造了更大的粒子加速器，同時還由於物理學家們利用火箭來尋找包括來自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宇宙線在內的核碰撞的證據，基本粒子的一個新系列出現了。其中有些粒子的發現與具體理論所作的預言恰好相符，而另外一些粒子的發現則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有些粒子能存在很久，而其他粒子幾乎在產生出來的同時就消失。
第一批基本粒子（如電子、質子、中子和早期的介子）的出現是意料之中的，和當時流行的原子理論完全吻合。當物理學家們把實驗進行到越來越高的能量層次時，觀察到的結果和理論就不再相符。例如，儘管理論預測某些交換粒子只能“存活”轉瞬即逝的10-23s，在這段時間裡光線幾乎通不過一個基本粒子的寬度，但實驗顯示這些粒子存在了整整10- 10s，這段時間長到足以讓光線穿過一個房間。因為這些粒子持續的時間是預料中的十萬億倍，並且總是成對地出現，所以物理學家們把它們命名為“奇異粒子”，它們是最早一批來到粒子動物園的粒子。
為了在這個粒子動物園的外來移民中建立秩序，M·蓋爾曼建議按照獨特的“八重”法對粒子進行歸類。這一歸類法預先假定，粒子由蓋爾曼稱之為“夸克”的更基本的實體組成。一開始，人們想像有三種不同的夸克：即μ （上）夸克，d （下）夸克和S （奇異）夸克。質子由兩個d夸克和一個μ夸克組成，而交換粒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S夸克，這樣就解決了粒子分類中的一個困難問題。儘管輕子（像電子這樣的小質量粒子）具有一個相干的“對稱群”，但強子（像質子和中子這樣的重粒子）則沒有。然而，如果每個強子由三個夸克組成，那麼強子家族也可以根據夸克的組合進行整合。最終，隨著更多的粒子湧現出來，三個夸克已經不夠了，夸克家族增添到了六個成員。
把大規 模的粒子陣整理進相干對稱群是一項重大成就，但真正的統一還要求粒子所代表的各種力必須統一。在近幾年裡，普遍存在的力的統一範圍和一致性成了努力探索大統一理論和超大統一理論的試金石。
需要統一的力是通常得到公認的四種普遍存在的力：引力，電磁力，核的弱相互作用力和強相互作用力。半個世紀以前，當核力還未得到確認時，愛因斯坦就已經試圖通過證明引力和電磁力的統一來建立統一場論。新物理學接受統一場論的挑戰，力求把四種普遍存在的力統一在叫做“超大統一”場的單一連續統內。
統一基於以下思想：基本粒子是嵌在這種連續力場中的量子，在一個特定點上的場強表示在該區域內找到量子的統計概率。從某種意義上講，粒子是由場強的變化產生的。物理宇宙是根據服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規律的場進行描述的，質子、電子、中子和整個粒子動物園都只是場的量子動力學的結果。這種革命性的概念已經導致了物理學重點的深刻轉變——從粒子實體到把它們嵌進其中的動力學事件的總體。S·溫伯格毫不猶豫地斷言，宇宙的構成物是場；粒子被降到了副現象的地位。量子場論的基礎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就已經由約當、魏格納、狄拉克、玻恩、泡利、費米、海森堡以及其他開拓者們建立起來。這種理論的成熟形式被稱之為量子電動力學，它誕生於40年代，它的預言在20世紀中期所進行的高能實驗中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證實。
由於物理學家成功地運用場的概念解釋了各種根本不同的過程，因而導致了標誌著統一自然界物理力各個不同階段的其他量子場理論的建立。 第一個突破是弱核力與電磁力得到了統一。理論物理學家S·謝爾登、 S·溫伯格和A·薩拉姆已經證明，這兩種不同的力是作為單一的“弱電力”的兩種形態出現的。現在人們相信，在宇宙的早期時刻，弱核力和電磁力之間沒有明顯區別，但由於宇宙中開始出現結構，這種完美的對稱就出現了破裂並分化為兩種形態——長程的電磁力和短程的弱核力。①引自M ·蓋爾曼《重子和介子的簡易模式》，載《物理學通訊》第八卷，第3期，1964年。
對強核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影響更深層次的統一。在夸克出現之前，人們假定中介力粒子（介子）連續不斷地在強子之間進行交換，而正是這種交換產生了強核力現象。然而，隨著強子的夸克理論的出現，就有必要假設夸克本身之間有一種力，結果表明，這種力在數學上完全可以用類似於論述電磁力的方式進行討論。儘管夸克之間的力還沒有與弱電力統一，但其表面現象非常類似。通過與量子電動力學的類比，實現了這種統一的理論叫做量子色動力學。
大統一的第一個階段是提出一個把強電力和弱核力以及組成宇宙物質的輕子和強子都包括在內的綜合理論，下一個階段可以把這種理論擴大到把引力也包括在內。強核力已經可以用叫做膠子的新粒子來表示，而弱電力則是光子、W粒子和乙粒子的產物，如增加引力就需要一種叫做引力子的新的力的量子。
引力場的量子化遇到了理論上的困難。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是一種關於時空幾何的理論——但幾何的量子化意味著什麼呢？此外，沒有證據表明引力子確實存在，而且根據引力子所進行的計算導致了無窮的結果。有關引力的量子理論需要一種與量子場論的早期嘗試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不得不求助於所謂的新“規範對稱性”，這種對稱性具有更為深奧的形式。突破是隨著在數學上詳細闡述所謂的超對稱性而來的，與它結合在一起的量子場論變成了“量子超引力”理論。量子超引力統一了先前屬於不同類型的粒子：費米子和玻色子。雖然費米子本身與強子和輕子一樣，可以歸入粒子家族，而這些粒子家族又相互關聯，但物理學家總是假定費米子和玻色子是絕對分開的——前者畢竟是“物質”，而後者則是“力”。但有些理論家利用超對稱性的數學手段提供了一種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利用“超空間”，就有可能把玻色子和費米子聯繫起來，因為在這種更高維的空間中，一方能夠“反射到”另一方中去。
問題是，還沒有任何已知的玻色子能實際上像超對稱鏡像那樣起作用，反過來也一樣。只有通過引進一種全新的粒子體系，費米子和玻色子才能相互聯繫起來：因為每一個已知的玻色子和每一個已知的費米子都必須是一個新的超對稱夥伴。結果表明，超對稱夥伴的質量必須大於它們的相對鏡像，而且，因為產生大質量粒子需要很高的能量，所以現有的基本粒子加速器不可能提供可以觀察到這種粒子的條件。 基本粒子的數目一下子增加了一倍，而且，通過把理論滲透到超越實驗證實的只以一致性和連貫性作為有效性標準的數學領域中，便能使它們達到統一。
無論如何，超對稱性粒子已經克服了統一引力和弱電力的主要障礙。正如光子具有叫做光微子的鏡像夥伴，夸克具有叫做奇異夸克的鏡像一樣，費米子“引力微子”也可以添加到通常的“引力子”上，這就使得理論家可以假設一種叫做“超引力”的統一力。
不過，即使最成熟的超對稱性理論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不僅它所預言的許多新粒子一個都沒有被觀察到（儘管有些物理學家相信，在電子和正電子或質子和反質子的高能碰撞中一定可以發現光微子），而且還有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需要11維才能成立。愛因斯坦的革命性創新是把第四維（時間維）加到人們所熟悉的三維空間上，但與在現存的四維時空上再加上7維的建議相比，其複雜性就顯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物理學家們繼續工作，運用複雜的數學來“簡化”超空間的另外7維，以便使超對稱理論同相對論的四維時空一致起來。有人假設，另外的7維可能存在，但它們是被“捲起來”的，所以它的效應即使在基本粒子的尺度上也顯示不出來。但很快就可看出，這種努力注定要失敗：如果不壓縮剩下的四維，並把這種理論的明顯結果降到零維，那麼就沒有什麼辦法減少11維中的7維。有一段時間，大統一理論的事業似乎不得不被放棄，但當時年青一代的物理學家們提出了另一種比先前的任何事物都更難理解的想法。J·謝爾克（JoeScherk）提出，粒子根本不是微粒，而是在空間自旋和振動的弦，物理世界所有已知的現像都可以由這些振動的不同組合構成，這與一首樂曲是由樂器弦的不同振動構成非常類似。
轉動和振動的弦可以作為我們理解自然的基礎，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本世紀60年代。那時，G·維內齊亞諾（Gabriel Veneziano）曾經提出，當基本粒子按它們的質量順序排列時，它們就形成一種與音調或共鳴形成的曲調相類似的格局。後來其他物理學家受到這種想法的啟發——共鳴可以由極微小的物體，即有點像粒子大小的振動的弦產生。
謝爾克的弦理論證明同蓋爾曼的夸克理論是一致的，這種新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在自然界中觀察不到夸克：與蓋爾曼所提出的理由相同，弦決不可能只具有一個單一的末端。當弦的兩端被分開，就會產生新的兩端；同樣當強子破裂時，出現的不是單個的夸克，而是新的成對的夸克。1976年，謝爾克、F·格利奧茲（Ferdinando Gliozzi）和D·奧利夫（David Olive）證明，可以把超引力引入弦理論中，使它成為“超弦理論”，這裡，粒子—弦在高維超空間中振動。①但是超弦理論到80年代才真正取得勝利，當時超對稱理論似乎已被簡化問題難倒，但J·施瓦茨（John Schwartz）和M·格林（MichaelGreen）已能證明，10維超弦理論完全適用於四維時空，它沒有遇到過先前的那些簡化問題。新的超弦小於原先理論中的弦：其普朗克長度估計為10-33cm，而不是比基本粒子大得多。超弦理論仍然有一些問題，而且甚至它的基本概念也沒有被物理學界①關於超弦理論發展的總的看法，見B·帕克《探索一種新理論：從原子到超弦》，紐約，普倫姆出版社，1987年。的所有成員普遍接受。不過，可以實現大統一的信心已經增長，幾乎很少有研究粒子和場的物理學家會懷疑，總有一天宇宙中所有的力和粒子都會統一在一種理論中，這種理論可能比迄今為人類所思考的幾乎任何事物都更抽象，更深奧。2斯塔普的海森堡量子宇宙
現在我們來看一種理論，該理論試圖把我們關於物理宇宙的已知的東西同我們更直接的生命和心靈的體驗整合在一起，海森堡的這一遺產被美國量子物理學家H·斯塔普（Henry Stapp）繼承並發揚光大了。
海森堡本人對量子論的哲學結論的態度模棱兩可：有時他暗指是心理上的，有時又指物理上的解釋。他寫道，“我們最終被引導到相信，我們在量子論中用數學公式表示的自然界規律不僅處理粒子本身，而且還處理我們關於基本粒子的知識。因而粒子的客觀實在性概念就消失在明晰的數學描述中，故數學描述不再代表基本粒子的行為，而代表了我們對這些行為的知識。”然而海森堡也認為，“如果我們想描述在原子事件中發生了什麼，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單詞'發生'是指物理方面，而不是指觀察這種心理活動。
我們可以說，一旦客體與測量儀器，即與世界的其餘部分之間進行相互作用，從'可能的'向'現實的'躍遷就發生了，它並不與觀察者心靈中的結果記錄活動相聯繫。”很明顯，如果從“可能的”向“現實的”躍遷（即波函數的崩坍）是由於測量儀器與粒子的相互作用，那麼我們的觀察所提供的量子世界就是物理實在；然而，如果波函數隨觀察者心靈中的結果記錄而崩坍，那麼超越我們的觀察的量子世界在本質上就是精神的。前者給我們提供了所謂的量子力學的“本體論”解釋，而後者則提供了“精神上”的（或唯心主義的）解釋——哥本哈根學派的觀點。斯塔普選擇了本體論的解釋（儘管他作了唯心主義的修正），並把它的應用擴展到越過量子領域而進入宏觀領域，這就超出了“海森堡的量子宇宙”，並在大範圍的經典效應中完善了它。
量子宇宙拋棄了玻姆的以隱含序為基礎的量子潛能，而保留了這樣的觀點：在量子理論中出現的機率分佈存在於自然界中，並不僅僅存在於觀察者的心靈中。量子機率分佈與其突然變化結合在一起有助於更全面地描述實在，這種描述揭示，物理世界的進化是兩種過程交替地向前發展的：一種是通過類似於經典物理學定律的決定論規律漸進地進化的；另一種是以周期性地突然出現，無法控制的量子跳躍形式向前進化。後者實現了由決定性規律所產生的某種形式的宏觀可能性。“探測事件”（使波函數崩坍的相互作用）發生在決定性規律已經把量子機率分佈分解為相互分離的分支的那種情況下，這就實現了一種選擇而消除了另一種選擇。在海森堡的量子宇宙中已經實現了的選擇並不限於微觀世界，它也可能是宏觀事件；在直接觀察的層次上可以把它們區分開。
根據斯塔普的觀點，海森堡的量子宇宙給了生物學，甚至心理學現像一個一致的量子力學的解釋。在這個宇宙中，演變中的量子態儘管部分地① W·海森堡《物理學與哲學》，紐約，哈普出版社，1985年，第54頁。受數學規律支配（類似於經典物理學的規律），但它並不是指任何真實的東西，它只描述了與實際事件相關的可能性和概率性，所以宇宙不再是類物質的（matter-like），它是類心靈的（mind-like）。現象的類物質方面僅限於某種數學特性，這些特性也可以只理解為進化中的類心靈世界的特徵。把經典物理學（在這裡沒有心靈的自然位置）的含意顛倒過來就是海森堡的量子宇宙（在這裡幾乎沒有物質的自然位置）。
斯塔普得出結論，如果這些非經典的數學規律被接納為本質上是心靈世界的特性，那麼我們就似乎在量子理論中發現了一種科學的基礎，這種科學也許能夠以數學和邏輯上一致的方式成功地處理從原子物理學到生物學，到宇宙學的科學思想的整個範圍，同樣也包括在經典物理學框架內顯得非常神秘的領域，即人類大腦中的過程和人類意識經驗流之間的聯繫。3普里高津的不可逆進化能夠說明自然界中漸進組織的理論必定是一種進化理論，充分理解進化（在這個詞的全面意義上，而不是局限於生命的進化）給了我們一張從物理學到生命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的通行證。在這個詞的普遍意義上的進化理論，即“一般進化論”，能說明亞原子粒子的組合為什麼能產生原子結構，進而產生分子結構，還能說明這些結構為什麼能凝聚成基本的生命構件和為什麼能進一步結合為複雜有機體和有機體系統這些更為緊密的結構。直到最近幾十年，某些哲學家才創立了一般進化論，他們以敏銳的洞察力填補了科學知識的空白。儘管他們走到了他們時代的前頭，但像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斯賓塞的《第一原理》，S·亞歷山大（SamuelAlexander）的《空間、時間和神》和A·N·懷特海的《過程與實在》這些著作都是進化思維的不朽豐碑。
不過，近來有些概念和理論的發展可以把進化提升為一種準普遍現象——從哲學思辨領域直到用數學表述和用實驗證實的科學領域，在這種發展中，出身於俄國的物理化學家和熱力學家普里高津應受到特別推崇。他的工作受到了科學界的讚賞，因而獲得了1977年的諾貝爾獎——形式上是在化學領域，因為沒有跨學科的獎。普里高津是最早認識到研究進化過程具有跨學科性質的人之一。他說，生命系統不像時鐘可以通過其部分之間的簡單因果關係來加以解釋。在一個有機體中，每一個器官和每一個過程都是整體的一種功能。普里高津還指出，類似的觀點在社會科學中也是必需的，關於熱力學上的開放系統的不可逆進化理論適用於物理化學、生物學系統，甚至人類系統。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經典的熱力學一直關心自由能在封閉系統中向廢熱的轉化和隨之而發生的有序變為無序，實際上，這種思路的最終含義是宇宙的熱寂。但是到了本世紀30年代，熱力學家們又開始探索新的方法， L·昂薩格（Lars Onsager）1931年的專題論文《不可逆過程中的相互關係》提出了一個新方向：研究遠離平衡而不是接近平衡的不可逆過程。1947年，普里高津的博士論文專門研究了遠離平衡的系統的情況；
到了60年代初，以色列物理學家A·卡恰爾斯基（Aharm Katchalsky）與美國物理學家P·F·柯倫（PFCurran）一起仔細研究了非平衡熱力學的數學基礎。這兩位研究人員指出，由於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封閉系統中的漸進變化，所以熱力學一直沒有正視真實世界的系統——非線性地進化和開放並遠離平衡的系統。 一種非平衡開放系統在運作時消耗熵：它從周圍環境輸入自由能並向周圍環境輸出熵。物理學家E·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在本世①見E·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或拉茲洛編《進化的新範式》，紐約，戈登和布里奇出版社，1991年。紀中葉曾經提出，“生命是靠負熵來養活的”。用普里高津的話說，耗散結構從其周圍的能量流中獲得負熵，以此來組織它們自身，並使自身有序化。一種開放系統能夠輸入多於它消耗的熵的負熵，因此它會逐漸發展和進化。這個過程是“通過漲落達到有序”原理的有力例證。因為沒有任何開放系統是完全穩定的，所以會出現漲落，這種系統的狀態永遠圍繞著規定它們特定參數的值漲落。例如，熱血的有機體實際上從來沒有被定義為“正常”的固定溫度，但如果這個有機體是健康的，那麼它的體溫就圍繞著正常值漲落。在開放系統中可能有引起更大漲落的干擾，當這種漲落達到臨界水平時，系統就不再能減緩這種漲落使之恢復到正常的衰減漲落狀態。處於臨界不穩定的系統要么消散——“死亡”，要么進化。有機物種的個體或早或遲都將死亡，而物種本身沒有必要滅絕，它們的種群能夠變異和進化。
當臨界漲落起核心作用並推動系統向新的存在方式前進時，便導致進化。在不穩定的關鍵相變期，臨界漲落的相互影響產生新的秩序。如果系統是在進化而不是在退化，那麼在許多可能的漲落中至少有一個必定起核心作用——這就是說，它擴散到整個系統並影響其結構的轉化。如果漲落成為核心，那麼整個系統就獲得一種結構性組織，而這種組織比先前的組織更能抵禦引起臨界漲落的干擾。系統的新結構規定了它的特徵值今後圍繞其漲落的標準值；系統不會退回到它原先的組織模式。干擾、臨界漲落的隨機相互影響和一種或幾種漲落的成核是共同規定進化過程的非線性動力的要素。■圖6漲落引起臨界不穩定，從而導致穩態之間動態的不確定轉化耗散系統動力學為我們理解自然界不斷增長的複雜性提供了基礎。當臨界漲落（或者在系統內部，或者在其環境中）使處於遠離平衡態的系統不穩定時，複雜性過程就開始出現了。不穩定的系統或者在負熵流和自身產生的熵之間建立起新的動態平衡，或者就進入混沌態，由此導致它的過渡（如果不是崩潰的話）。如果耗散系統在尋找新的動態平衡時是成功的，那麼我們就得到了統計學上的可能性：這一狀態將比那種不穩定態進化得更結構化和更複雜化。這就意味著，在耗散系統中由隨機漲落而引起的不穩定性把大多數係統推離熱力學平衡的惰性狀態，而向明顯的但固有的不穩動態平衡（在這種狀態下，生命就會出現）靠近。 混沌（臨界漲落的隨機相互作用）和緊隨系統先前狀態的失穩而出現的過渡是說明普里高津跨學科統一理論的相互作用動力學的關鍵因素，這① I·普里高津《不可逆過程的熱力學》，紐約，威利交叉科學出版公司，第三版，1967年；也可見《通過漲落達到有序：自組織和社會系統》，載《進化和意識》，由E·詹切和C·瓦丁頓編，馬薩諸塞，艾迪生—韋斯利出版公司，1976年；或《從混沌到有序》（與I·斯唐熱合著），紐約，矮腳雞圖書公司，1984年。一動力學支配著觀察領域中的所有系統：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生態的直至人類的。4玻姆的隱含序 D·玻姆（David Bohm）的隱含序理論把有關自然界中組織原理的討論轉換到一個不同的方面。在他漫長的一生中，玻姆一直在同物理學中的教條主義和自滿自足作鬥爭，並同量子論中的現象論和唯心論進行論戰。50年代，他提出了“隱變量”理論，力求把對亞原子粒子表現形式的概率理解轉變為愛因斯坦所要求的決定論理解。
但最近幾年，玻姆已創立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根據這一概念，萬事萬物，包括有序的出現，機遇和必然的相互作用，都來源於某一基本層次，它是實際體驗到的顯現世界的基礎。玻姆認為，在過去的40年裡物理學的基本理論觀念一直處於一種嚴重的和持久的混亂狀態，因而一場深刻的變革被長期延誤了。玻姆提出的改造是根本性的，他爭辯說，有兩個層次的實在：一個層次在世界的各種現像中顯現自身，而另一個是更基本的層次，它隱藏在深處。
對宇宙的任何真正基本的描述最終都必須以這一更深層次的有序為基礎，玻姆把它稱之為隱含序。它的基本特徵是，在時空領域中所出現的一切都是潛在的“包容”序的表現。旋渦就是一個例子，它有一種相對固定的、週期性的和穩定的形式，但沒有獨立於它在其中出現的流體運動的存在。兩個相互靠近的旋渦合併形成一個完整的旋渦，而這個旋渦也來自潛在的運動。儘管隱含的基本序涉及到整個流水，但顯現序與旋渦一樣，是一種顯然獨立的穩定形式。從遠處看，旋渦可能具有獨立的穩定液體的一切外表，但它的顯現序卻產生於流水的隱含序的原動力。
基本的隱含序和表面序或顯現序之間的關係也是由一個簡單的裝置來說明的，這種裝置實際上建立在倫敦的英國皇家學院。它由兩個同心的玻璃圓筒組成，在兩個圓筒之間裝有像甘油之類粘性很高的液體。把一滴不溶解的墨水滴入這種液體，並讓外圓筒緩慢轉動，結果發現，墨水滴被拉成了線狀形式。如果轉動的次數足夠多，那麼原先的墨水滴就會在甘油中逐漸消失，但是，當圓筒反向轉動時，線狀的墨水會重新變成墨水滴。
墨水滴由分離的碳粒子聚合體構成，碳粒子的運動速度與其周圍液體的運動速度相同，當它們被拉開時就變成了可見的線狀形式。如果把兩滴墨水放進液體，每一滴都會構成一個獨立的線狀形式。如果兩條線相交，兩滴墨水中的粒子就會混合起來。但當作為基礎的液體逆向運動時，每條線中的粒子就會重新返回到各自的墨水滴中。在這種模擬實驗中，玻姆把注意力轉向墨水滴懸浮於其中的整個溶液，而不是碳粒子本身，粒子屬於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的溶液總體，在其中所有粒子都包容或包含在一起。隱含序就是墨水滴實際上包容在液體中，因而其自身不能被覺察，只① D·玻姆《整體性和隱含序》，倫敦，勞特利和基根·保羅出版司，1980年。有當圓筒轉動時這種包容才顯現出來，而且被包容的粒子被拉成連續的單元。因此說，顯現序是唯一可見的有序，在這裡粒子仍保持著外在關係：它們可能混合在一起，但不能相互滲透——它們甚至在相互接觸時也保持著自身的樣子。
玻姆認為，這個簡單的例子是對明顯現像中的循環性和穩定性的一種解釋。不過，只要循環不是完全的或完整的，它也允許形式有所變化。例如，每個連續的粒子總體都能產生形狀和大小類似的墨水滴，儘管它們所處的位置不同。連續的位置差異可能是相似的，而如果確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得到了一條有規則的線或帶，在這條帶上也可能有斷裂和不連續，而這些斷裂和不連續可以被看作類似於量子論描述的狀態躍遷。這樣的軌道形式可能有許多，它們的墨水滴的包容總體會互相混合——儘管它們會表現為沿著相關的曲線軌道相互作用的離散粒子。
根據玻姆的觀點，顯現世界的整體作為穩定循環形式的表面部分來自隱含序，因為在隱含序中萬物都是一起給定的，所以自然界中不再有偶然事件，表面序中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隱含序的表現。在明顯現象的層次上不可能出現任何新東西——進化本身僅僅是外表。夸克同有機體、星系及原子一樣，永遠是隱藏在可觀察到的現象背後的隱含序的一部分。
玻姆理論的更加具體的方面還沒有被廣泛了解，儘管它們是有意義的：它們關注著隱含序和顯現序的相互作用。在顯現序的可觀察世界中，物質粒子的運動是恆定地由隱含序所引導的，這種引導通過稱為量子潛能的“導航波” （Pilot wave）發生。與引力常數G非常類似，量子潛能（用符號Q表示）遍及整個時空。然而，Q起源於隱含序，它超越了時空。這樣，粒子本身並不具有粒子和波動的兩重性質，它們是真正的粒子，觀察到的波動性來自於以在其粒子結構上的導航波為基礎的隱含序的效應。總之，可觀察到的顯現世界僅僅是前台的表演者，而隱含序者才是後台的策劃者和操縱者。5謝爾德雷克的形態發生場
80年代，有些理論生物學家對解釋觀察到的有機形態的一致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然界顯示出眾多的形態和結構，但也顯示出它們之間的極大的一致性。為了弄清楚生物界的有序是怎樣才得以產生的，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關於有機物種的形態的發生。英國生物學家R·謝爾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認為，除遺傳程序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在有機體中起作用，他把這一因素看作是一種形態發生：即產生形態的場。
早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說明胚胎學和發生生物學中的過程， A·格威奇（Alexander Gurwisch）就假設了這種場的存在。格威奇把形態發生的規律看作是一種無形的因素，並把它稱之為形態發生場。他的許多同時代人都接受了這一概念，並把它同圍繞條形磁鐵兩端的場聯繫起來。有一種扁體蠕蟲，當它被切成兩半時，每一半都會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形態發生說對它的解釋是，這種再生是受一個特殊的生物場支配的，正像一根磁鐵被截成兩半時會形成兩根新的磁鐵，每一根磁鐵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磁場一樣，當扁體蠕蟲被一分為二時，它的形態發生場就分裂為兩個完全相同的場。這時，每個完整的場都支配著一半扁體蠕蟲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
1925年， P·韋斯（Paul Weiss）開始運用生物場的觀念來解釋動物失去肢體和器官的再生過程。在此後的10年中，研究人員改進了這些觀念，生物學家C·沃丁頓（Conrad Waddington）和數學家R·托姆（RenéThom）又通過把這種生物場劃分為幾個“結構穩定性”區域進一步闡述了這些觀念。 最近，理論生物學家B·古德溫（Brian Goodwin）提出，分子、細胞和有機體僅僅是結構的單元：生物場才是有機形態和組織的基本單位。按照古德溫的觀點，當生物場作用於現有的有機體上時，生物界的形態就隨之而產生。①生命本身在有機體和環境的分界面之間，在由有機體場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神聖的舞步”中進化。由於整個有機體產生控制其每個部分的場，所以生物學是一種關於整個系統的科學。 在評價生物場的實在性時，意見有分歧。對許多生物學家來說，它們僅僅是概念工具，當沒有其他解釋時，就把它看作是具有啟發性的方法。古德溫認為，它們具有更多的意義：最起碼可以這麼說，場同有機體本身一樣是實在的。但是，它們確實獨立於受它們控制的有機體而存在嗎？古德溫既沒有完全肯定也沒有完全否認，他把這種存在的可能性看作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開放性問題。不過，其他的研究人員似乎走得更遠，前蘇聯科學家V·M·伊紐欣（VMInyushin）就把他叫做“生物場”的東西看作① B·古德溫《發育和進化》，載《理論生物學雜誌》第97卷，1982年，第43～45頁。是一種真實的物理實體。在他看來，這種場是物質的第五種狀態，它由離子、自由電子和自由質子組成。對人類而言，這個場附屬於人腦，但伊紐欣認為它可能超出有機體並產生心靈感應現象。謝爾德雷克也堅持認為，生物場具有它們自身的實在性，儘管它們並不帶有任何形式的能量，但它們存在於受其影響的有機體之外。
根據謝爾德雷克的理論，這些場不斷受到以前存在的同類有機體的影響並被強化。例如，有一種受以前活著的兔子所影響的“兔子形態發生場”，這些場構成了每個物種的典型形態的集體記憶，物種活著的成員通過超越時空的因果鏈與同一物種的過去成員的形態接合起來。謝爾德雷克通過形態發生的諧振過程解釋這種接合是怎樣起作用的：這種諧振過程是在形態和形式相似性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無意識現象。據說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活著的有機體，它不但在晶體、分子和原子的範圍內影響形態形成的過程，而且在人類的心靈中影響形態形成的過程。
行為方式也受形態發生場的支配，謝爾德雷克聲稱，行為方式一旦被學到手，就比較容易重複，從晶體到老鼠到人類的各種經驗材料都可以作為這種假設的佐證。晶體的第二次和其後所有各次的合成都比第一次快；老鼠學習諸如逃離迷宮這樣的行為規則時，如果有一組與它們無關並相隔一定距離的老鼠已經掌握了這種規則，前者就逃得更快；人類的學習也是如此，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學習導致其他人更容易地進行類似的學習。 據說，形態發生場完全通過諧振起作用。顯然，產生諧振的物體越類似，諧振的作用就越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影響一個場的物體和被場影響的物體之間具有類似性，那麼諧振就會加強，謝爾德雷克認為，這就解釋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原因。有生命的機體的形態更像他們自己祖先的形態，而不像其他任何物種的形態，因此，每一種有機體的發育都受到它自身所屬物種的特定形態諧振的影響。強化原理認為，某一物種現存的有機體越多，這個物種的有機體就可能產生得越多。看上去，謝爾德雷克的形態發生場不僅能很好地解釋生物學上的形態發生之謎，而且還能作為解釋動物行為方式的理論基礎，正由於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顯的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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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文章轉貼中...資來源於http://www.lantianyu.net/pdf22/ts00903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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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際間的通訊之謎還存在另一種使人感到迷惑的經驗：這就是“人際間” （transpersonal）的接觸和通訊，它不僅僅是小孩和情感敏銳的人之間的通訊，而是幾乎每一個人之間的通訊。
保守的研究者傾向於認為人們只能通過手勢，面部表情和通過語言才能進行通訊，這就是所謂的“標準模式”。然而有證據顯示，通訊也可以在確定無疑的非標準模式中出現，只要它們能夠在眼、耳和其他感覺器官的範圍之外發送和接收信息，就可以說符合人際間通訊的意思，這種通訊似乎包括某種超感覺感知（叫做ex-trasensory perception，簡稱ESP）。
最普通的超感覺感知的形式是精神感應，它可能在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廣泛流傳。看起來許多部族社會的巫師能夠通過精神感覺通訊，他們利用各種技術進入似乎必要的意識轉換狀態，其中包括孤獨、集中註意力、禁食、跳舞、擊鼓、念咒語和利用致幻香草等。不僅僅是巫師，而且全部族的成員似乎都有精神感覺的能力。直到今天，許多澳大利亞原始居民即使在超出了他們的感覺通訊範圍之外似乎也能告知家庭和朋友的命運。
人類學家A·P·伊爾金（A．P．Elkin）注意到，一個遠離家鄉的人，有時會突然宣布他的父親死了，他的妻子分娩了，或者他的國家出現了某種麻煩，他對自己感知到的事深信不疑，以致於如果可能的話，他會立即打道回府。除了 人類學的材料之外，
對於各種人際間的通訊的大部分趣聞和不可重複的科學證據來自於控制實驗條件的實驗室研究。對超感覺感知的科學研究可以追溯到J·B·雷恩（J．B．Rhine）在1930年於杜克大學所做的猜撲克和骰子的先驅實驗。最近的實驗變得更加複雜，實驗控制更加嚴格，物理學家經常參加到心理學家中進行設計和檢驗。即使把根據隱蔽的感覺暗示、機械的偏向、被試者的欺騙和實驗者的錯誤或不勝任者所作的解釋等全都考慮在內，人們仍然發現它們不能解釋從統計學上看許多有意義的結果。
1970年有兩位物理學家R·塔格（Russell Targ）和H·普瑟夫（Harold Puthoff）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他們進行了在思想和意象轉移方面的一些著名實驗。他們希望能確證在不同的個人（其中一個作為“發送者”，另一個作為“接收者”）之間進行精神感應傳遞的真實性。科學家把接收者放在密封的，不透明的和電屏蔽的小房間裡，而發送者則在另外一個房間裡，在這裡他（或她）每隔一段固定時間（即規則地）被強光照射，腦電流描記器（EEG）將同時記錄他們兩人的腦電波圖形。正如希望的那樣，發送者顯示出有節律的腦電波，正常地伴隨著暴露在強烈的有規則的閃光中。但是過了一會兒，接收者也開始產生相同的波形，儘管他（或她）沒有暴露在閃光下，也沒有接受到來自發送者的任何可感知的信號。
這種通訊特別引人注意的案例是墨西哥國家大學的J·G·濟爾布波姆（Jacobo Grinberg Zylberbaum）的研究工作。在過去的幾年所做的超過50個實驗中，濟爾布波姆把他的被試者配對地放在防聲—電磁—軸射的“法拉弟籠”中，他要求被試者一起冥想約20min，然後他把被試者放在不同的法拉弟籠中，其中一個人被刺激，而另一個人則不。被刺激的被試者接受到隨機時間間隔的刺激，即無論是他（或她）還是實驗者都不知道刺激作用的時間。沒有被刺激的被試者保持放鬆，閉上眼睛，並被指示去感知夥伴的存在（在不知道他或她受到有關刺激的任何事的情況下）。一般情況下，使用100次刺激作為一個系列——閃光、聲音、或短的、有一定強度的但不會有痛感的電擊，電擊部位通常是右手的食指。然後，兩個被試者的腦電流描記器同時工作並檢查被刺激者被“喚醒”的可能性和“轉移”到未被刺激者去的可能性。當沒有被刺激者和有屏障阻擋被刺激者接受刺激（例如閃光）時，亦或當配對的被試者沒有進行過先前相互作用時，在這種控制情況下就沒有發現轉移的可能性。然而，在有被刺激者和進行過先前的相互作用的實驗情況下，轉移的可能性就一致地出現在25%的案例中。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是一對相愛很深的年青夫婦提供的，在整個實驗中他們的EEG波形幾乎保持同步，證明了他們報告的感受如同一人。
在有限的程度上，濟爾布波姆也可以重複他的結果。當一個被試者在一個實驗中顯示出具有轉移的可能性時，他（或她）在後來的實驗中通常也能顯示出來。
濟爾布波姆的實驗並不是唯一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數百個類似的實驗與之對應，它們提供了很有意義的證據：當第二個人（尤其是與第一個人關係緊密或有感情聯繫的人）在冥想，受到感覺刺激或有意地試圖與第一個被試者進行通訊時，第一個人的大腦中就會出現可識別的和前後一致的電信號。
人際間的通訊在實驗室之外也會發生，這種情況特別是在雙胞胎之間經常出現。在許多情況下，雙胞胎中的一個能感覺到另一個的疼痛，即使另一個遠在世界的另一邊。除了 這種“雙疼痛”現像外，母親和愛人的敏感性也同樣值得注意：有數不清的事例顯示，母親知道她的兒子或女兒在什麼時間遇到了大的危險，或實際涉及到了某種事故。這種情況在配偶之間也經常發生。
人際間的聯繫並不僅僅限於雙胞胎、母子和配偶，在病人與治療者之間的治療關係就足以說明問題。許多心理治療專家注意到，在治療期間，他們體驗到他們個性和正常的經驗範圍之外的記憶、感覺、態度和聯想。在這些奇怪的事被體驗到時他們並不能把它們與來自於治療者本身的記憶、感覺和相關的情感區別開來，僅僅在其後（通過沉思）他們才開始認識到這些反常的東西來自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和體驗，而不是來自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病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看上去似乎映射進了治療者的心靈中。在這種場合，至少在有限時間裡，它與治療者自己的精神結為一體並產生了病人的某些記憶、感覺和聯想的知覺；相反的過程也能發生：病人也能獲得他們的治療者生活和個性方面未透露的某些細節。這被稱之為“映射同一”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病人—治療者轉移在病史分析中是有用的，它可以允許病人更客觀地回想在他（或她）個人意識中以前引起令人煩惱的因素是什麼，就好像它是屬於其他人似的。心理治療專家的體驗，再加上在控制實驗中雙胞胎、配偶和範圍非常廣泛的被試者的體驗，產生了又一個激起人們好奇心的問題：絕大部分的人（並不僅僅是有特別感覺天賦的人）都有“進入”到其他人（尤其是親戚或有緊密感情的人）的大腦和心靈中去的能力嗎？感覺、聯想、記憶和態度的轉移並不是僅有的一種人際間的聯繫和通訊（已有重要證據），另一種形式的轉移包含在意象的傳遞中。除了 思想轉移實驗外，塔格和普瑟夫還進行了所謂的“遙視” （remote-viewing）實驗，在這些實驗中發送者和接收者被遠距離分開，使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感情通訊。在隨機選擇的某一地方，發送者就作為“信號”，然後接收者努力接受信號所看到的東西，為了驗證他（或她）的印象，接收者用語言進行描述，有時伴隨梗概。在塔格和普瑟夫的實驗中，獨立的判斷發現，對事情大體輪廓的描述平均有66%的時間和信號與實際看到的特徵相吻合。
其他實驗室報告的“遙視”實驗涉及到的距離從半公里到幾千公里不等。無論他們在哪兒進行，由誰來進行，其實驗的成功率一般在50%左右——比隨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成功的遙視者似乎是那些精神放鬆，注意力集中和愛沉思的人，他 們報告他們接受到一個溫和的和暫短形式的初步印象，然後它逐漸發展成了一個完整的意象。他們對體驗到這一意像很驚奇，因為它十分清晰。當接收者在睡覺時意像也能被傳輸。在過去幾十年中， S·克里普納（Stanlty Krippner）和他的合作者在紐約的麥蒙茨醫院的夢實驗室裡進行了許多次“夢ESP實驗”。實驗遵守一個簡單但有效的議定書，願意在實驗室呆一夜的志願者一到那兒就會見發送者和實驗者，並得到一個程序，然後把電極連到志願者的頭上監視腦電波和眼睛的運動，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或她）與發送者無任何進一步的感覺聯繫。其中一個實驗者擲骰子（與隨機數表相結合）來確定一個數字，每個數字都與裝有藝術圖形的密封的信封相對應，當發送者到達距醫院很遠的一個私人小房間時信封被拆開，然後發送者就花一夜時間集中註意力於這一藝術圖形上。當監視器顯示眼睛快速運動的視覺的周期結束時，實驗者通過對講機叫醒志願者，然後要求該志願者描述他（或她）在剛醒之前所做的夢，並把它記錄下來，這就作為第二天早上採訪時問及被試者的有關內容。採訪在互不照面的情況下進行：無論是實驗者還是被試者都不知道在頭天晚上選中了什麼藝術圖形。利用從每個在夢實驗室里花費一個夜晚的志願者那裡獲得的資料，從1964年到1969年間的一系列實驗中產生了62夜的資料供分析。這些資料顯示，在那天夜晚選擇的藝術圖形和那天夜裡接收者的夢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性。而當那個地區沒有雷電，太陽黑子活動處於低潮時（即當地球的地磁場相對不受干擾時），其相關性就更顯著。那麼，在適當的條件下一個人真能把意象直接地發送到另一個人的心靈中去嗎？
一個不同類型的實驗研究 了被試者新大腦皮層的左右兩半球之間的協調程度。在正常的意識中兩半球（語言定位的、線性思維的、推理的“左半腦”和完形感知的、直覺的“右半腦”）顯示出不協調，在EEG中顯示出隨機的分散波形。當被試者進入意識沉思狀態時，這些波形就變得同步，在深沉思中兩半球幾乎進入完全相同的波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深沉思時不僅同一個被試者的左右半腦，而且不同的被試者的左右兩半腦也顯示出相同的波形。在意大利進行的多達12個被試者的實驗同時顯示出整個小組腦波形的驚人同步性。
能夠達到腦同步的人數規模沒有給定的極限，在印度進行廣泛工作的意大利實驗者N·蒙特可科（Nita-mo Montecuco）就曾描述過由許多人同時沉思而產生出巨大的“佛場” （Buddha-fields）。真的如同單個的人能夠自發地影響另一個人的腦和心靈，許多一起沉思的人也能產生出某種集體意識嗎？
醫藥行業是人際間聯繫和通訊相關形式的場所。人們已經知道遠距離診斷，敏感的診斷者只要有病人的幾 ■圖5 (A)一個普通人在通常的意識狀態下的EEG波形圖。左右半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相關性（同步值7.6%），沒有特別的諧波波形。（波形包含θ、α、β和δ波形，根據每秒0～30個波的已知頻率區域給出。） (B)一個處於沉思狀態的實際的正常人的腦波形圖。左右兩半腦的EEG 波形圖具有顯著的諧波因素，而且它們高度同步（同步值為99.8%）。(C)兩個一起沉思但沒有進行相互感情聯繫的被試者的EEG波形圖。每個被試者的左右兩半腦（圖像左右兩邊）對兩個被試者來說是準相同的（兩人之間的同步值超過90%）。 (D)在沉思（分享同一的感情）中的12個人具有幾乎完全同步的EEG波形圖，平均同步值是81.2%。個基本特徵、姓名、性別和出生日期就足夠了。即使沒有經過醫學訓練，他們也能令人驚異地精確診斷出病人得了什麼病。
遠距離診斷現在已比較普遍。美國神經外科醫生N·謝利（Norman Shealy）在他的《創造健康》這本書中提出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證據。他坐在密蘇里辦公室裡用電話把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告訴了住在遙遠的新罕布什爾州的敏感的診斷者C·米斯（CarolynMyss），在那裡她給他提供診斷。謝利醫生說，在前100次的診斷中她的正確診斷率是93%。那麼，一個人能在千里之外“看透”另一個人，並能告訴人們他（或她）得了什麼病嗎？
人際間通訊的更進一步的類型涉及到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實際身體效應的傳遞，這種傳遞現在被稱為“遠距離身體” （telesomatic）：它們由生理學變化組成，這種變化由另一個人的心理過程在作為目標的人身上觸發。在這裡，相隔的距離遠近只有很少的影響或沒有什麼影響。
傳統上遠距離身體效應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產生的，這些天生的治病者“發送”他們稱之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東西到他們的病人那裡。由於大都作為趣聞軼事，所以這樣的效應並沒有被醫學共同體所接受。然而，他們最近注意到，在實驗室實驗中許多被試者和相關的測試提供了有關這些結果的大量可靠資料。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心靈科學基金會的W·伯拉德（William Braud）和M·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已經在嚴格的控制下進行了數百次“遠距離身體”實驗，檢驗發送者的心理意像對接收者的生理的影響。
伯拉德和斯切里茨聲稱已經證實：一個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過”空間引起遠距離外的另一個人的生理變化——這種影響與某個人自身的心理意像對他自身生理變化的影響相似。他們的實驗顯示，試圖影響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試圖通過遠距離影響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顯得效果稍微明顯一點。在涉及許多人的好幾個實例中，遠距離影響和自我影響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由第二個人產生的“遠距離身體”影響證明幾乎與由同一個人所產生的身心關係的自我影響同樣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遠距離身體效應也可以以人類學家所稱的“交感魔術”的形式傳遞。男巫師和其他進行這種魔術的人在他們選定作為目標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為目標的人只是用肖像（就好像一個洋娃娃）來代替，在許多地方的土著人中這種活動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儀式就利用這種活動。在他的著 名著作《金枝》中，J·弗雷澤（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這種活動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畫一個人的像，然後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傷害它。據說這樣一來，與之對應的傷害就會降臨到那幅畫所代表的人身上。實驗靈學家D·雷丁（Deam Radin）和內華達大學的同事們決定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條件下檢驗這種效應。
在實驗中，被試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像做一個小洋娃娃，與洋娃娃一起還包括各種小物品，如能夠“代表”他們的相片、珠寶、自傳和具有個人意義的象徵物等。他們也提供一張表格，列出使他們感到欣慰、平靜和舒服的東西。這些信息被參加活動的實驗者利用（實驗者被稱為“醫治者”，因為這一效應是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被試者）以產生同“病人”的情感聯結，而“病人”則用導線連著以監視他（或她）自主的神經系統活動、心率和血脈動量。醫治者就在附近建築物裡面的有聲音和電磁屏蔽的房間裡，他把那個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並把注意力集中在它們上面以隨機順序發送“滋養” （實際是治療）和休整的信息給被試者。一個典型的實驗期由每次60s的5個滋養和5個休整期組成，緊接著是11s的間歇。它顯示出，“病人”的神經系統活動和他們的心率在“滋養活動”期間明顯地與休整期間不同；而血脈動量在60s的滋養期中間非常明顯地持續了幾秒鐘。心率和血流動顯示出一種“放鬆的響應”——因為醫治者正試圖通過洋娃娃“滋養”被試者並使之有感覺。看起來，這對病人具有“遠距離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們下結論說，醫治者的局域活動和思想模仿遠方的病人幾乎就好像醫治者和病人靠在一起一樣。這就證實了這樣的發現：遠距離身體效應和身心一體現象非常相同，儘管距離不同。
自發的（與有傾向性的相對）遠距離身體效應在一大組群的人中也被發現。根據印度的傳統觀念，當許多人進行共同的沉思時，未沉思者也會受到影響。1974年M·馬赫西（Maharish Mahesh）瑜珈師傅接受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只要有1％的人按規則地沉思，它的效應將影響到其餘99％的人。G·蘭德瑞（Garland Lan-drith）和D·O·約翰遜（DavidOrmerJohnson）的實驗顯示，“馬赫西效應”從統計學角度看是明顯的。看來，在公眾中沉思者的人數與公眾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於酗酒而導致死亡的人數甚至與污染程度之間並不僅僅有隨機的關聯。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前教授，心臟學家R·培德（Randolph Byrd）進行了目的在於檢測另一種形式的遠距離身體效應的實驗，他用祈禱而不用沉思。他在10個月的有計算機輔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舊金山總醫院冠心病治療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組成了一個由普通人構成的實驗者小組，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點是習慣於有規則地在周圍農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會上作祈禱。這些被選出的人被要求為一組192個病人的康復祈禱；另一組210個病人在實驗中沒有人為他們祈禱，這些人組成控制組。在實驗中運用了嚴格的標準：挑選是隨機的，實驗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進行，無論是病人還是護士和醫生都不知道哪個病人屬於哪個組。
實驗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關於病人心臟狀況的一些信息，並被要求為這些病人祈禱；但不告訴有關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為每個實驗者可以為幾個病人祈禱，所以每個病人有5～7個人為其祈禱。從統計學角度看，結果是很明顯的：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需要抗生素的人數是控制組（沒有人為之祈禱）的1 5 （3人比15人）；發展成肺氣腫的人數是控制組的13 （6人比18人）；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中無人需要氣管保養，而在控制組中有12人需要氣管保養，而且有人為之祈禱的那一組中幾乎無人死亡（儘管從統計學上看這一結果並不明顯）。為之祈禱的人無論距病人遠或近，祈禱的方式無論怎樣，看來都無關緊要。僅僅是祈禱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複祈禱的次數這些事實會產生不同效果。毫不誇張地說，到目前為止這種實驗已經進行過幾百次，它們產生了另一個複雜的大難題：一組人的集體集中的意識能影響其他人的身體狀況嗎？而且甚至能影響其他許多人的身體狀況嗎？5文化現像中的謎
自發的文化鏈的證據來自於歷史。在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創造了明顯類似的成就，即使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間沒有通常的通訊，甚至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首先，處在非常不同區域的文化創造出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大批非常類似的工具。例如，手斧是石器時代的廣泛工具，它是一種典型的杏仁狀或梨形的兩邊打製得對稱的簡單工具。在歐洲，這種斧子是燧石製成的；在中東，它是用黑矽石做的；在非洲，它是用石英岩、頁岩、輝綠岩做成的；它的基本形式是功用性質的。然而，用大家都需要的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法而導致了相互一致的發現，這一觀點並不能解釋所有傳統文化實際上在製作細節上的一致性——試錯看來不可能在數量如此之多，分佈範圍如此之廣的人群中產生出在細節上如此類似的工具。
許多人工製造物似乎跳越了空間，超越了直接的文化聯繫的範圍。在古代埃及和前哥倫布美洲都以顯著一致的設計方法建造了大金字塔。像陶器製作工藝對所有文化都非常相同，甚至用火的技術也導致產生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基本相同的工具設計。I·馬什利（IgnazioMasulli）是博洛尼亞大學的知名歷史學家，他對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公元前5—6世紀的當地文化所製造出的罐、盆和其他人工製品進行了深入研究。馬什利發現，對它們基本設計的這種顯著的重複現象找不到合理的解釋：考古學家已經證明，這些文化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而從實用角度看，設計的範圍遠遠大於它們實際採用的方法。這種現像是普遍的。儘管每個文化附加了它自己的一些細節，但阿茲台克人、祖魯人、馬來人、古代印第安人和中國人都似乎是根據一個共同的模式或原型來製造他們的工具和建造他們的墓碑的。
除了 自然的人工製品外，所有文化模式幾乎都是同時出現的，雖然它們是相互獨立的。古代猶太人（希伯來人）、希臘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大發展出現在非常廣泛的各個地域，但它們實際上是同時出現的。主要的猶太人預言家在公元前750—前500年的巴勒斯坦享有盛譽；在印度早期優波尼沙（吠陀經之一部）於公元前660—前550年形成；悉達多佛生活在公元前563—前487年；孔丘約在公元前551—前479年在中國教書講學；蘇格拉底於公元前469—前399年生活在古希臘。正當古希臘哲學家創立了西方文明（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那裡）的基礎時，中國哲學家也建立起了東方文明（在儒家、法家、道家那裡）的觀念基礎。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分別創立了他們各自的學院，許多巡迴演說的博學之人向國王、君主和市民提出忠告和發表演講；在戰國後期的中國，類似的不知疲倦和富有創造性的哲人創立了學校，並向公眾講課，創立教義和在諸侯國之間縱橫捭闔。
同時性的文化成就並不只限於古代文明，它們在當今時代也同樣發生。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許多互不知道對方工作的不同研究者同時出現頓悟的例子。這些例子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頓和萊布尼茨幾乎在同時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獨立地提出了生物進化的基本機制，貝爾和格雷同時獨立地發明了電話。
跳越同種文化的不同分支的同時頓悟的例子也並不少見。正當牛頓用三棱鏡來分解進入他劍橋寓所的窗戶的光柱時，威梅爾（1632—1675年，荷蘭畫家）和其他荷蘭畫家也正在研究透過彩色窗戶和門玻璃的光的性質。當麥克斯韋用公式來說明他的電磁學理論（根據該理論，光是由電波和磁波的相互旋轉產生的）時，脫爾諾（1775—1851年，英國畫家）正在把光畫成旋渦狀。在最近幾年，物理學家根據超對稱理論一直在探索多維空間，而同時，並明顯地完全相互獨立的前衛派藝術家已開始在他們的畫布上實驗視覺的重疊，以代表多達7維的空間。
空間和時間，光和引力，質量和能量都已經被物理學家和藝術家作了研究，有時是在同時，有時一派比另一派早一點，但這兩派都不知道對方的工作。在他的著 作《藝術和物理學：對空間、時間和光的平行洞察》中， L·謝萊因（Leonard Shlain）提供了許多實例證明了藝術家們反映和期望的東西正是物理學家心靈中出現的需要突破的有關概念，但藝術家對物理學和物理學家所關心的任何事都一無所知。所有這些對應僅僅被說成是偶然的巧合就能對它們不加理會嗎？推論 在做拼板遊戲時，隨著遊戲的進行，任務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圖形出現得越多，剩下還沒有拼的板就越少，這樣你就可以越來越容易地把剩下的拼板拼接到圖形中缺少的位置上去。
類似的情況正發生在我們探索統一理論的這一階段中。我們大體上知道在當代科學世界圖景中還缺少什麼：它就是能夠說明自然界中連續形成有序和組織的有序化原理。我們仍有一些沒有得到解釋的謎，它們就是我們在上面所回顧的宇宙現象、物理現象、生命現象、心靈現象和文化現像中的各種不解之謎。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些謎的適當解釋是否可以填補科學世界圖景上所缺少的部分。
為了探索這一問題，我們應該歸納一下這些謎的主要方面，然後再試圖闡明它們的深刻意義。 ——在宇宙世界中，物質是從何而來的？如果說物質是在大爆炸的過程中產生的，那麼宇宙中某些星系的年齡為什麼會比宇宙本身的年齡還大呢？
——三種不同元素（氦、鈹的不穩定同位素和碳）的共振頻率儘管極不可能調諧，但它們卻調諧得非常精確，結果產生出足夠的碳構成更重的元素——宇宙中的生命構件。
——從出現生命這一表面現像看，宇宙中的物理常數精確地相互調諧也是一個極不可幾的事件，這包括宇宙中“物質” （即重子）的數量和分佈恰到好處，普遍存在的力的值以及中子、質子和電子各自的電荷也精確地相互平衡。
——在物理世界中，由檢驗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實驗所引起的佯謬關係到開始時一起產生，後來在空間上相互分離的粒子的量子狀態，這些狀態是瞬時相關的，而瞬時相關顯然是違背現代物理學原理的。
——在雙縫實驗和分光束實驗中，相繼連續發射的電子互相干涉，不論它們是幾秒鐘前在實驗室中產生的還是幾十億年前在遙遠的河外星系產生的。
——在環繞原子核的殼層中，電子互相排斥到符合泡利反對稱原理的連續能極，儘管它們之間並不交換動力，大多數核子和它們的軌道電子都有這種排斥現象。
——在生命世界中，無論就單個有機體的形態而言，還是就它們的組群分類而言，已經出現了高度的多樣性和一致性，儘管人們知道進化所能利用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且認為它受突變和自然選擇的隨機過程的支配。
——在有序的進化潮流中，已知單個有機體能繁殖它們複雜的多細胞結構，儘管它們的每個細胞只包含同一組遺傳指令，而且這些指令似乎不可能通過與自然選擇邂逅的偶然突變而進化。
——有些有機體能夠超越再生程序的歷史功能（因而同樣也能超越自然選擇的樊籬）而再生肢體和器官。
——在心靈和意識世界中，信息的傳遞有時似乎超越了感覺和知覺。這種信息的傳遞不僅發生在個人之間，而且還發生在群體之間；不僅發生在原始人之間，而且還發生在現代人之間。
——在特定情況下，個人似乎能夠回憶起他們過去的幾乎所有經歷，甚至還能回憶起好像屬於其他人的前生命經歷。
——在社會歷史領域中，不同的社會文明儘管相距遙遠，互不相知，但它們卻創造了極為類似的器具和建築，甚至其社會成員對某一現象會出現同時的頓悟。
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些奇異的發現呢？由於其中的大多數能夠在相同的條件下重複發生，而且有些還能夠在嚴格受控的實驗中發生，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不予考慮。相反，我們應力圖闡明這些發現的意義。 ○
我們一開始就指出，物理世界的謎涉及粒子和其他物理系統之間的信息傳遞，也涉及它們的特性的協調。在某些條件下，一個粒子能瞬時地知道另一個粒子的狀態，即使這兩個粒子不交換已知的任何形式的能，而且處於時空中的不同點。此外，主要種類的粒子和包含在粒子中的自然力的特性在整個時空中精確地協調一致。
生命世界的謎涉及進化過程中隨機性的限度和對某種因素的需要，這種因素能使變化的概率偏向有利於有序性和一致性的結果。在產生和繁殖中，似乎需要某種因素“告知”多細胞有機體中的細胞有關整個有機體特有的動態構型—空間的信息。在更高的組織層次上也需要類似的信息因素來解釋在範圍越來越廣的環境中觀察到的單個有機體的適應性。 ○
心靈和文化現像中的謎意味著個人之間和個人群體之間超越感覺界限（因而似乎也超越時空界限）的信息傳遞。
這些確實是令人不解的謎，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它們並不新奇，正像科學是洞察神秘的活動一樣，它們是自然界的神秘活動，但在考察這種活動時，科學需要靈活一些。理論上的根本革新需要深思熟慮，上述佯謬可能就是這種情況。除非它們允許新的看法來完成關於它們的基本理論，否則非局域相互作用，同時波和粒子的特性以及非動力學相關性就會阻礙量子物理學家戰勝“煙龍”哲學並越過“觀察”和“現象”而達到“觀察到的事物”和“實在”。
生物學家也面臨著需要相應的理論革新。只要科學家不超越獨立的單個有機體的遺傳機制去尋求解釋，複雜有機體的產生、繁殖和進化就將繼續是生物學的“形式問題”。只要生物學家認為進化完全依賴於突變和自然選擇的偶然過程，他們就仍將不可能說明在自然界中觀察到的一致性和復雜性。 認知科學，無論是圍繞心理學的“軟”分支還是圍繞神經生理學的“硬”分支，都面臨著基本的挑戰——不能通過傳統論點來解釋認知現象；心中的一切必定是通過感覺器官進入的，因此必鬚根據貯存在腦中的信息來解釋。在這些新出現的科學中，對大腦（和心靈）和世界（包括其他的大腦和心靈）之間“額外”的交流通道需要仔細考慮和認真研究。
這些佯謬看來確實意義深長，它們確實具有共同的衝擊力，它們所顯示的結論是：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的聯繫比我們通常所想像的要緊密得多，起連結作用的因素似乎與所有的自然領域（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都相關。如果不存在聯繫，我們就不可能指望自然界中會出現任何比氫和氦更複雜的東西；像生命所必需的那些複雜系統的存在，如果不歸因於一位萬能的上帝的意志，就得歸因於不可預測的命運；同樣，生命系統的進化，它們的產生、繁殖和它們之間的交流（包括人腦間的交流）仍將是詩歌或宗教敬畏和驚奇的對象，而不是科學理解的對象。
另一方面，如果科學家準備承認他們的理論中具有相互聯繫的因素，那麼我們所回顧的許多不解之謎就能得到解決。然而，這種理論革新能為了特殊的目的或者能在我們所了解的宇宙本質中找到根據嗎？它能為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在自然界中具有起作用的有序化原理提供決定性的證據嗎？
這些問題需要考慮，下面我們就將這麼做：首先討論與當前已經確認的科學知識有關的似乎可信的答案的原理；然後把這些原理進行去偽存真，進行精煉以匯集成一種一致的假設：宇宙何以能在從混沌到和諧的巨大進行激流中逐漸組織自身。第3章對“謎”的各種試探性解釋
正如我們看到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圖景是模糊的，它不能為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各種奇特的自然現象（各種形式的“謎）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許多大科學家已經開始檢驗他們關於意義的假設，這些意義隱藏在他們所描述的觀察現象和方程的背後。當他們面臨反復出現的反常現象和矛盾時，他們不再臨時修補原有理論，而是超越它們，面向大膽的新概念和新假說。
為探索科學觀察中面臨的反常，越來越多的社團和協會正創建起來，它們正在從科學組織的邊緣走向中心，科學正處在又一次“革命”的陣痛之中。現在已經進入軌道的這場科學革命比哥白尼革命更快，比愛因斯坦革命更廣泛。它的典型特點是把範圍廣泛的發現都整合在一個高度統一的、簡單的理論框架中，這是因為在科學上，你不能簡單地把新的條件附加到已有的概念上而解開一個謎或回答一個問題。在臨界接觸點上，當反常現象積累到超過主要科學家能夠忍受它們的極限時，就出現向新的基本假設的跳躍——到一種新“範式”。像這種範式轉換不僅把在某一理論框架內某一給定領域中的反常現象，而且還把已知的東西都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整合在一起。
在這一章中，我們就來回顧先鋒派科學家對世界統一圖景的探索和對各種“怪誕”的自然現象所作的試探性解釋（假說）。1新物理學的大統一理論
對統一的探索所遇到的複雜性比幾十年前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大，不僅有四種普遍存在的力，而且還有大約300多種“基本”粒子——還不包括被認為是各種基本粒子的基本組成部分的夸克。
從本世紀初以來，每年都越來越詳細地揭示出原子的內部結構，而且使得關於原子和亞原子的理論越來越複雜。原子本身是在19世紀末被分裂出來的，人們因此知道了佔據它的能量殼層的是電子，但沒有人知道後來會出現多少不同的粒子。有關的發現隨著粒子加速器的發展而來，隨著每一台比以前更強大的新加速器投入使用，一系列新粒子在碰撞中出現了。
20年代，人們只知道三種亞原子粒子：光子、電子和質子。E·盧瑟福當時指出，在原子核中必定還有其他粒子，它叫做中子。當實驗證實了這種粒子的存在時，基本粒子的目錄已經開始擴大。1930年，在一次旨在解釋某些令人困惑的有關放射性原子核衰變方式的實驗的理論論證中， W·泡利提出了存在中微子的假設， 25年後，中微子的存在得到了實驗的證實。
由於量子理論的出現，人們儘管已經比較了解原子的電子外殼，但原子核依然還是一個謎。是什麼力在維持它的穩定性呢？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認為還有一種新的基本粒子，因為根據預測，它的質量介於質子和電子之間，所以它被叫做介子。湯川假設，質子和中子不斷地交換介子，而使原子核保持穩定的正是這種交換。
但是當實驗者們開始尋找介子時，他們發現的不是一個粒子，而是一個粒子家族，其中包括μ介子和π介子。由於建造了更大的粒子加速器，同時還由於物理學家們利用火箭來尋找包括來自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宇宙線在內的核碰撞的證據，基本粒子的一個新系列出現了。其中有些粒子的發現與具體理論所作的預言恰好相符，而另外一些粒子的發現則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有些粒子能存在很久，而其他粒子幾乎在產生出來的同時就消失。
第一批基本粒子（如電子、質子、中子和早期的介子）的出現是意料之中的，和當時流行的原子理論完全吻合。當物理學家們把實驗進行到越來越高的能量層次時，觀察到的結果和理論就不再相符。例如，儘管理論預測某些交換粒子只能“存活”轉瞬即逝的10-23s，在這段時間裡光線幾乎通不過一個基本粒子的寬度，但實驗顯示這些粒子存在了整整10- 10s，這段時間長到足以讓光線穿過一個房間。因為這些粒子持續的時間是預料中的十萬億倍，並且總是成對地出現，所以物理學家們把它們命名為“奇異粒子”，它們是最早一批來到粒子動物園的粒子。
為了在這個粒子動物園的外來移民中建立秩序，M·蓋爾曼建議按照獨特的“八重”法對粒子進行歸類。這一歸類法預先假定，粒子由蓋爾曼稱之為“夸克”的更基本的實體組成。一開始，人們想像有三種不同的夸克：即μ （上）夸克，d （下）夸克和S （奇異）夸克。質子由兩個d夸克和一個μ夸克組成，而交換粒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S夸克，這樣就解決了粒子分類中的一個困難問題。儘管輕子（像電子這樣的小質量粒子）具有一個相干的“對稱群”，但強子（像質子和中子這樣的重粒子）則沒有。然而，如果每個強子由三個夸克組成，那麼強子家族也可以根據夸克的組合進行整合。最終，隨著更多的粒子湧現出來，三個夸克已經不夠了，夸克家族增添到了六個成員。
把大規 模的粒子陣整理進相干對稱群是一項重大成就，但真正的統一還要求粒子所代表的各種力必須統一。在近幾年裡，普遍存在的力的統一範圍和一致性成了努力探索大統一理論和超大統一理論的試金石。
需要統一的力是通常得到公認的四種普遍存在的力：引力，電磁力，核的弱相互作用力和強相互作用力。半個世紀以前，當核力還未得到確認時，愛因斯坦就已經試圖通過證明引力和電磁力的統一來建立統一場論。新物理學接受統一場論的挑戰，力求把四種普遍存在的力統一在叫做“超大統一”場的單一連續統內。
統一基於以下思想：基本粒子是嵌在這種連續力場中的量子，在一個特定點上的場強表示在該區域內找到量子的統計概率。從某種意義上講，粒子是由場強的變化產生的。物理宇宙是根據服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規律的場進行描述的，質子、電子、中子和整個粒子動物園都只是場的量子動力學的結果。這種革命性的概念已經導致了物理學重點的深刻轉變——從粒子實體到把它們嵌進其中的動力學事件的總體。S·溫伯格毫不猶豫地斷言，宇宙的構成物是場；粒子被降到了副現象的地位。量子場論的基礎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就已經由約當、魏格納、狄拉克、玻恩、泡利、費米、海森堡以及其他開拓者們建立起來。這種理論的成熟形式被稱之為量子電動力學，它誕生於40年代，它的預言在20世紀中期所進行的高能實驗中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證實。
由於物理學家成功地運用場的概念解釋了各種根本不同的過程，因而導致了標誌著統一自然界物理力各個不同階段的其他量子場理論的建立。 第一個突破是弱核力與電磁力得到了統一。理論物理學家S·謝爾登、 S·溫伯格和A·薩拉姆已經證明，這兩種不同的力是作為單一的“弱電力”的兩種形態出現的。現在人們相信，在宇宙的早期時刻，弱核力和電磁力之間沒有明顯區別，但由於宇宙中開始出現結構，這種完美的對稱就出現了破裂並分化為兩種形態——長程的電磁力和短程的弱核力。①引自M ·蓋爾曼《重子和介子的簡易模式》，載《物理學通訊》第八卷，第3期，1964年。
對強核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影響更深層次的統一。在夸克出現之前，人們假定中介力粒子（介子）連續不斷地在強子之間進行交換，而正是這種交換產生了強核力現象。然而，隨著強子的夸克理論的出現，就有必要假設夸克本身之間有一種力，結果表明，這種力在數學上完全可以用類似於論述電磁力的方式進行討論。儘管夸克之間的力還沒有與弱電力統一，但其表面現象非常類似。通過與量子電動力學的類比，實現了這種統一的理論叫做量子色動力學。
大統一的第一個階段是提出一個把強電力和弱核力以及組成宇宙物質的輕子和強子都包括在內的綜合理論，下一個階段可以把這種理論擴大到把引力也包括在內。強核力已經可以用叫做膠子的新粒子來表示，而弱電力則是光子、W粒子和乙粒子的產物，如增加引力就需要一種叫做引力子的新的力的量子。
引力場的量子化遇到了理論上的困難。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是一種關於時空幾何的理論——但幾何的量子化意味著什麼呢？此外，沒有證據表明引力子確實存在，而且根據引力子所進行的計算導致了無窮的結果。有關引力的量子理論需要一種與量子場論的早期嘗試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不得不求助於所謂的新“規範對稱性”，這種對稱性具有更為深奧的形式。突破是隨著在數學上詳細闡述所謂的超對稱性而來的，與它結合在一起的量子場論變成了“量子超引力”理論。量子超引力統一了先前屬於不同類型的粒子：費米子和玻色子。雖然費米子本身與強子和輕子一樣，可以歸入粒子家族，而這些粒子家族又相互關聯，但物理學家總是假定費米子和玻色子是絕對分開的——前者畢竟是“物質”，而後者則是“力”。但有些理論家利用超對稱性的數學手段提供了一種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利用“超空間”，就有可能把玻色子和費米子聯繫起來，因為在這種更高維的空間中，一方能夠“反射到”另一方中去。
問題是，還沒有任何已知的玻色子能實際上像超對稱鏡像那樣起作用，反過來也一樣。只有通過引進一種全新的粒子體系，費米子和玻色子才能相互聯繫起來：因為每一個已知的玻色子和每一個已知的費米子都必須是一個新的超對稱夥伴。結果表明，超對稱夥伴的質量必須大於它們的相對鏡像，而且，因為產生大質量粒子需要很高的能量，所以現有的基本粒子加速器不可能提供可以觀察到這種粒子的條件。 基本粒子的數目一下子增加了一倍，而且，通過把理論滲透到超越實驗證實的只以一致性和連貫性作為有效性標準的數學領域中，便能使它們達到統一。
無論如何，超對稱性粒子已經克服了統一引力和弱電力的主要障礙。正如光子具有叫做光微子的鏡像夥伴，夸克具有叫做奇異夸克的鏡像一樣，費米子“引力微子”也可以添加到通常的“引力子”上，這就使得理論家可以假設一種叫做“超引力”的統一力。
不過，即使最成熟的超對稱性理論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不僅它所預言的許多新粒子一個都沒有被觀察到（儘管有些物理學家相信，在電子和正電子或質子和反質子的高能碰撞中一定可以發現光微子），而且還有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需要11維才能成立。愛因斯坦的革命性創新是把第四維（時間維）加到人們所熟悉的三維空間上，但與在現存的四維時空上再加上7維的建議相比，其複雜性就顯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物理學家們繼續工作，運用複雜的數學來“簡化”超空間的另外7維，以便使超對稱理論同相對論的四維時空一致起來。有人假設，另外的7維可能存在，但它們是被“捲起來”的，所以它的效應即使在基本粒子的尺度上也顯示不出來。但很快就可看出，這種努力注定要失敗：如果不壓縮剩下的四維，並把這種理論的明顯結果降到零維，那麼就沒有什麼辦法減少11維中的7維。有一段時間，大統一理論的事業似乎不得不被放棄，但當時年青一代的物理學家們提出了另一種比先前的任何事物都更難理解的想法。J·謝爾克（JoeScherk）提出，粒子根本不是微粒，而是在空間自旋和振動的弦，物理世界所有已知的現像都可以由這些振動的不同組合構成，這與一首樂曲是由樂器弦的不同振動構成非常類似。
轉動和振動的弦可以作為我們理解自然的基礎，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本世紀60年代。那時，G·維內齊亞諾（Gabriel Veneziano）曾經提出，當基本粒子按它們的質量順序排列時，它們就形成一種與音調或共鳴形成的曲調相類似的格局。後來其他物理學家受到這種想法的啟發——共鳴可以由極微小的物體，即有點像粒子大小的振動的弦產生。
謝爾克的弦理論證明同蓋爾曼的夸克理論是一致的，這種新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在自然界中觀察不到夸克：與蓋爾曼所提出的理由相同，弦決不可能只具有一個單一的末端。當弦的兩端被分開，就會產生新的兩端；同樣當強子破裂時，出現的不是單個的夸克，而是新的成對的夸克。1976年，謝爾克、F·格利奧茲（Ferdinando Gliozzi）和D·奧利夫（David Olive）證明，可以把超引力引入弦理論中，使它成為“超弦理論”，這裡，粒子—弦在高維超空間中振動。①但是超弦理論到80年代才真正取得勝利，當時超對稱理論似乎已被簡化問題難倒，但J·施瓦茨（John Schwartz）和M·格林（MichaelGreen）已能證明，10維超弦理論完全適用於四維時空，它沒有遇到過先前的那些簡化問題。新的超弦小於原先理論中的弦：其普朗克長度估計為10-33cm，而不是比基本粒子大得多。超弦理論仍然有一些問題，而且甚至它的基本概念也沒有被物理學界①關於超弦理論發展的總的看法，見B·帕克《探索一種新理論：從原子到超弦》，紐約，普倫姆出版社，1987年。的所有成員普遍接受。不過，可以實現大統一的信心已經增長，幾乎很少有研究粒子和場的物理學家會懷疑，總有一天宇宙中所有的力和粒子都會統一在一種理論中，這種理論可能比迄今為人類所思考的幾乎任何事物都更抽象，更深奧。2斯塔普的海森堡量子宇宙
現在我們來看一種理論，該理論試圖把我們關於物理宇宙的已知的東西同我們更直接的生命和心靈的體驗整合在一起，海森堡的這一遺產被美國量子物理學家H·斯塔普（Henry Stapp）繼承並發揚光大了。
海森堡本人對量子論的哲學結論的態度模棱兩可：有時他暗指是心理上的，有時又指物理上的解釋。他寫道，“我們最終被引導到相信，我們在量子論中用數學公式表示的自然界規律不僅處理粒子本身，而且還處理我們關於基本粒子的知識。因而粒子的客觀實在性概念就消失在明晰的數學描述中，故數學描述不再代表基本粒子的行為，而代表了我們對這些行為的知識。”然而海森堡也認為，“如果我們想描述在原子事件中發生了什麼，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單詞'發生'是指物理方面，而不是指觀察這種心理活動。
我們可以說，一旦客體與測量儀器，即與世界的其餘部分之間進行相互作用，從'可能的'向'現實的'躍遷就發生了，它並不與觀察者心靈中的結果記錄活動相聯繫。”很明顯，如果從“可能的”向“現實的”躍遷（即波函數的崩坍）是由於測量儀器與粒子的相互作用，那麼我們的觀察所提供的量子世界就是物理實在；然而，如果波函數隨觀察者心靈中的結果記錄而崩坍，那麼超越我們的觀察的量子世界在本質上就是精神的。前者給我們提供了所謂的量子力學的“本體論”解釋，而後者則提供了“精神上”的（或唯心主義的）解釋——哥本哈根學派的觀點。斯塔普選擇了本體論的解釋（儘管他作了唯心主義的修正），並把它的應用擴展到越過量子領域而進入宏觀領域，這就超出了“海森堡的量子宇宙”，並在大範圍的經典效應中完善了它。
量子宇宙拋棄了玻姆的以隱含序為基礎的量子潛能，而保留了這樣的觀點：在量子理論中出現的機率分佈存在於自然界中，並不僅僅存在於觀察者的心靈中。量子機率分佈與其突然變化結合在一起有助於更全面地描述實在，這種描述揭示，物理世界的進化是兩種過程交替地向前發展的：一種是通過類似於經典物理學定律的決定論規律漸進地進化的；另一種是以周期性地突然出現，無法控制的量子跳躍形式向前進化。後者實現了由決定性規律所產生的某種形式的宏觀可能性。“探測事件”（使波函數崩坍的相互作用）發生在決定性規律已經把量子機率分佈分解為相互分離的分支的那種情況下，這就實現了一種選擇而消除了另一種選擇。在海森堡的量子宇宙中已經實現了的選擇並不限於微觀世界，它也可能是宏觀事件；在直接觀察的層次上可以把它們區分開。
根據斯塔普的觀點，海森堡的量子宇宙給了生物學，甚至心理學現像一個一致的量子力學的解釋。在這個宇宙中，演變中的量子態儘管部分地① W·海森堡《物理學與哲學》，紐約，哈普出版社，1985年，第54頁。受數學規律支配（類似於經典物理學的規律），但它並不是指任何真實的東西，它只描述了與實際事件相關的可能性和概率性，所以宇宙不再是類物質的（matter-like），它是類心靈的（mind-like）。現象的類物質方面僅限於某種數學特性，這些特性也可以只理解為進化中的類心靈世界的特徵。把經典物理學（在這裡沒有心靈的自然位置）的含意顛倒過來就是海森堡的量子宇宙（在這裡幾乎沒有物質的自然位置）。
斯塔普得出結論，如果這些非經典的數學規律被接納為本質上是心靈世界的特性，那麼我們就似乎在量子理論中發現了一種科學的基礎，這種科學也許能夠以數學和邏輯上一致的方式成功地處理從原子物理學到生物學，到宇宙學的科學思想的整個範圍，同樣也包括在經典物理學框架內顯得非常神秘的領域，即人類大腦中的過程和人類意識經驗流之間的聯繫。3普里高津的不可逆進化能夠說明自然界中漸進組織的理論必定是一種進化理論，充分理解進化（在這個詞的全面意義上，而不是局限於生命的進化）給了我們一張從物理學到生命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的通行證。在這個詞的普遍意義上的進化理論，即“一般進化論”，能說明亞原子粒子的組合為什麼能產生原子結構，進而產生分子結構，還能說明這些結構為什麼能凝聚成基本的生命構件和為什麼能進一步結合為複雜有機體和有機體系統這些更為緊密的結構。直到最近幾十年，某些哲學家才創立了一般進化論，他們以敏銳的洞察力填補了科學知識的空白。儘管他們走到了他們時代的前頭，但像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斯賓塞的《第一原理》，S·亞歷山大（SamuelAlexander）的《空間、時間和神》和A·N·懷特海的《過程與實在》這些著作都是進化思維的不朽豐碑。
不過，近來有些概念和理論的發展可以把進化提升為一種準普遍現象——從哲學思辨領域直到用數學表述和用實驗證實的科學領域，在這種發展中，出身於俄國的物理化學家和熱力學家普里高津應受到特別推崇。他的工作受到了科學界的讚賞，因而獲得了1977年的諾貝爾獎——形式上是在化學領域，因為沒有跨學科的獎。普里高津是最早認識到研究進化過程具有跨學科性質的人之一。他說，生命系統不像時鐘可以通過其部分之間的簡單因果關係來加以解釋。在一個有機體中，每一個器官和每一個過程都是整體的一種功能。普里高津還指出，類似的觀點在社會科學中也是必需的，關於熱力學上的開放系統的不可逆進化理論適用於物理化學、生物學系統，甚至人類系統。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經典的熱力學一直關心自由能在封閉系統中向廢熱的轉化和隨之而發生的有序變為無序，實際上，這種思路的最終含義是宇宙的熱寂。但是到了本世紀30年代，熱力學家們又開始探索新的方法， L·昂薩格（Lars Onsager）1931年的專題論文《不可逆過程中的相互關係》提出了一個新方向：研究遠離平衡而不是接近平衡的不可逆過程。1947年，普里高津的博士論文專門研究了遠離平衡的系統的情況；
到了60年代初，以色列物理學家A·卡恰爾斯基（Aharm Katchalsky）與美國物理學家P·F·柯倫（PFCurran）一起仔細研究了非平衡熱力學的數學基礎。這兩位研究人員指出，由於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封閉系統中的漸進變化，所以熱力學一直沒有正視真實世界的系統——非線性地進化和開放並遠離平衡的系統。 一種非平衡開放系統在運作時消耗熵：它從周圍環境輸入自由能並向周圍環境輸出熵。物理學家E·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在本世①見E·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或拉茲洛編《進化的新範式》，紐約，戈登和布里奇出版社，1991年。紀中葉曾經提出，“生命是靠負熵來養活的”。用普里高津的話說，耗散結構從其周圍的能量流中獲得負熵，以此來組織它們自身，並使自身有序化。一種開放系統能夠輸入多於它消耗的熵的負熵，因此它會逐漸發展和進化。這個過程是“通過漲落達到有序”原理的有力例證。因為沒有任何開放系統是完全穩定的，所以會出現漲落，這種系統的狀態永遠圍繞著規定它們特定參數的值漲落。例如，熱血的有機體實際上從來沒有被定義為“正常”的固定溫度，但如果這個有機體是健康的，那麼它的體溫就圍繞著正常值漲落。在開放系統中可能有引起更大漲落的干擾，當這種漲落達到臨界水平時，系統就不再能減緩這種漲落使之恢復到正常的衰減漲落狀態。處於臨界不穩定的系統要么消散——“死亡”，要么進化。有機物種的個體或早或遲都將死亡，而物種本身沒有必要滅絕，它們的種群能夠變異和進化。
當臨界漲落起核心作用並推動系統向新的存在方式前進時，便導致進化。在不穩定的關鍵相變期，臨界漲落的相互影響產生新的秩序。如果系統是在進化而不是在退化，那麼在許多可能的漲落中至少有一個必定起核心作用——這就是說，它擴散到整個系統並影響其結構的轉化。如果漲落成為核心，那麼整個系統就獲得一種結構性組織，而這種組織比先前的組織更能抵禦引起臨界漲落的干擾。系統的新結構規定了它的特徵值今後圍繞其漲落的標準值；系統不會退回到它原先的組織模式。干擾、臨界漲落的隨機相互影響和一種或幾種漲落的成核是共同規定進化過程的非線性動力的要素。■圖6漲落引起臨界不穩定，從而導致穩態之間動態的不確定轉化耗散系統動力學為我們理解自然界不斷增長的複雜性提供了基礎。當臨界漲落（或者在系統內部，或者在其環境中）使處於遠離平衡態的系統不穩定時，複雜性過程就開始出現了。不穩定的系統或者在負熵流和自身產生的熵之間建立起新的動態平衡，或者就進入混沌態，由此導致它的過渡（如果不是崩潰的話）。如果耗散系統在尋找新的動態平衡時是成功的，那麼我們就得到了統計學上的可能性：這一狀態將比那種不穩定態進化得更結構化和更複雜化。這就意味著，在耗散系統中由隨機漲落而引起的不穩定性把大多數係統推離熱力學平衡的惰性狀態，而向明顯的但固有的不穩動態平衡（在這種狀態下，生命就會出現）靠近。 混沌（臨界漲落的隨機相互作用）和緊隨系統先前狀態的失穩而出現的過渡是說明普里高津跨學科統一理論的相互作用動力學的關鍵因素，這① I·普里高津《不可逆過程的熱力學》，紐約，威利交叉科學出版公司，第三版，1967年；也可見《通過漲落達到有序：自組織和社會系統》，載《進化和意識》，由E·詹切和C·瓦丁頓編，馬薩諸塞，艾迪生—韋斯利出版公司，1976年；或《從混沌到有序》（與I·斯唐熱合著），紐約，矮腳雞圖書公司，1984年。一動力學支配著觀察領域中的所有系統：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生態的直至人類的。4玻姆的隱含序 D·玻姆（David Bohm）的隱含序理論把有關自然界中組織原理的討論轉換到一個不同的方面。在他漫長的一生中，玻姆一直在同物理學中的教條主義和自滿自足作鬥爭，並同量子論中的現象論和唯心論進行論戰。50年代，他提出了“隱變量”理論，力求把對亞原子粒子表現形式的概率理解轉變為愛因斯坦所要求的決定論理解。
但最近幾年，玻姆已創立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根據這一概念，萬事萬物，包括有序的出現，機遇和必然的相互作用，都來源於某一基本層次，它是實際體驗到的顯現世界的基礎。玻姆認為，在過去的40年裡物理學的基本理論觀念一直處於一種嚴重的和持久的混亂狀態，因而一場深刻的變革被長期延誤了。玻姆提出的改造是根本性的，他爭辯說，有兩個層次的實在：一個層次在世界的各種現像中顯現自身，而另一個是更基本的層次，它隱藏在深處。
對宇宙的任何真正基本的描述最終都必須以這一更深層次的有序為基礎，玻姆把它稱之為隱含序。它的基本特徵是，在時空領域中所出現的一切都是潛在的“包容”序的表現。旋渦就是一個例子，它有一種相對固定的、週期性的和穩定的形式，但沒有獨立於它在其中出現的流體運動的存在。兩個相互靠近的旋渦合併形成一個完整的旋渦，而這個旋渦也來自潛在的運動。儘管隱含的基本序涉及到整個流水，但顯現序與旋渦一樣，是一種顯然獨立的穩定形式。從遠處看，旋渦可能具有獨立的穩定液體的一切外表，但它的顯現序卻產生於流水的隱含序的原動力。
基本的隱含序和表面序或顯現序之間的關係也是由一個簡單的裝置來說明的，這種裝置實際上建立在倫敦的英國皇家學院。它由兩個同心的玻璃圓筒組成，在兩個圓筒之間裝有像甘油之類粘性很高的液體。把一滴不溶解的墨水滴入這種液體，並讓外圓筒緩慢轉動，結果發現，墨水滴被拉成了線狀形式。如果轉動的次數足夠多，那麼原先的墨水滴就會在甘油中逐漸消失，但是，當圓筒反向轉動時，線狀的墨水會重新變成墨水滴。
墨水滴由分離的碳粒子聚合體構成，碳粒子的運動速度與其周圍液體的運動速度相同，當它們被拉開時就變成了可見的線狀形式。如果把兩滴墨水放進液體，每一滴都會構成一個獨立的線狀形式。如果兩條線相交，兩滴墨水中的粒子就會混合起來。但當作為基礎的液體逆向運動時，每條線中的粒子就會重新返回到各自的墨水滴中。在這種模擬實驗中，玻姆把注意力轉向墨水滴懸浮於其中的整個溶液，而不是碳粒子本身，粒子屬於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的溶液總體，在其中所有粒子都包容或包含在一起。隱含序就是墨水滴實際上包容在液體中，因而其自身不能被覺察，只① D·玻姆《整體性和隱含序》，倫敦，勞特利和基根·保羅出版司，1980年。有當圓筒轉動時這種包容才顯現出來，而且被包容的粒子被拉成連續的單元。因此說，顯現序是唯一可見的有序，在這裡粒子仍保持著外在關係：它們可能混合在一起，但不能相互滲透——它們甚至在相互接觸時也保持著自身的樣子。
玻姆認為，這個簡單的例子是對明顯現像中的循環性和穩定性的一種解釋。不過，只要循環不是完全的或完整的，它也允許形式有所變化。例如，每個連續的粒子總體都能產生形狀和大小類似的墨水滴，儘管它們所處的位置不同。連續的位置差異可能是相似的，而如果確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得到了一條有規則的線或帶，在這條帶上也可能有斷裂和不連續，而這些斷裂和不連續可以被看作類似於量子論描述的狀態躍遷。這樣的軌道形式可能有許多，它們的墨水滴的包容總體會互相混合——儘管它們會表現為沿著相關的曲線軌道相互作用的離散粒子。
根據玻姆的觀點，顯現世界的整體作為穩定循環形式的表面部分來自隱含序，因為在隱含序中萬物都是一起給定的，所以自然界中不再有偶然事件，表面序中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隱含序的表現。在明顯現象的層次上不可能出現任何新東西——進化本身僅僅是外表。夸克同有機體、星系及原子一樣，永遠是隱藏在可觀察到的現象背後的隱含序的一部分。
玻姆理論的更加具體的方面還沒有被廣泛了解，儘管它們是有意義的：它們關注著隱含序和顯現序的相互作用。在顯現序的可觀察世界中，物質粒子的運動是恆定地由隱含序所引導的，這種引導通過稱為量子潛能的“導航波” （Pilot wave）發生。與引力常數G非常類似，量子潛能（用符號Q表示）遍及整個時空。然而，Q起源於隱含序，它超越了時空。這樣，粒子本身並不具有粒子和波動的兩重性質，它們是真正的粒子，觀察到的波動性來自於以在其粒子結構上的導航波為基礎的隱含序的效應。總之，可觀察到的顯現世界僅僅是前台的表演者，而隱含序者才是後台的策劃者和操縱者。5謝爾德雷克的形態發生場
80年代，有些理論生物學家對解釋觀察到的有機形態的一致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然界顯示出眾多的形態和結構，但也顯示出它們之間的極大的一致性。為了弄清楚生物界的有序是怎樣才得以產生的，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關於有機物種的形態的發生。英國生物學家R·謝爾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認為，除遺傳程序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在有機體中起作用，他把這一因素看作是一種形態發生：即產生形態的場。
早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說明胚胎學和發生生物學中的過程， A·格威奇（Alexander Gurwisch）就假設了這種場的存在。格威奇把形態發生的規律看作是一種無形的因素，並把它稱之為形態發生場。他的許多同時代人都接受了這一概念，並把它同圍繞條形磁鐵兩端的場聯繫起來。有一種扁體蠕蟲，當它被切成兩半時，每一半都會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形態發生說對它的解釋是，這種再生是受一個特殊的生物場支配的，正像一根磁鐵被截成兩半時會形成兩根新的磁鐵，每一根磁鐵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磁場一樣，當扁體蠕蟲被一分為二時，它的形態發生場就分裂為兩個完全相同的場。這時，每個完整的場都支配著一半扁體蠕蟲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
1925年， P·韋斯（Paul Weiss）開始運用生物場的觀念來解釋動物失去肢體和器官的再生過程。在此後的10年中，研究人員改進了這些觀念，生物學家C·沃丁頓（Conrad Waddington）和數學家R·托姆（RenéThom）又通過把這種生物場劃分為幾個“結構穩定性”區域進一步闡述了這些觀念。 最近，理論生物學家B·古德溫（Brian Goodwin）提出，分子、細胞和有機體僅僅是結構的單元：生物場才是有機形態和組織的基本單位。按照古德溫的觀點，當生物場作用於現有的有機體上時，生物界的形態就隨之而產生。①生命本身在有機體和環境的分界面之間，在由有機體場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神聖的舞步”中進化。由於整個有機體產生控制其每個部分的場，所以生物學是一種關於整個系統的科學。 在評價生物場的實在性時，意見有分歧。對許多生物學家來說，它們僅僅是概念工具，當沒有其他解釋時，就把它看作是具有啟發性的方法。古德溫認為，它們具有更多的意義：最起碼可以這麼說，場同有機體本身一樣是實在的。但是，它們確實獨立於受它們控制的有機體而存在嗎？古德溫既沒有完全肯定也沒有完全否認，他把這種存在的可能性看作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開放性問題。不過，其他的研究人員似乎走得更遠，前蘇聯科學家V·M·伊紐欣（VMInyushin）就把他叫做“生物場”的東西看作① B·古德溫《發育和進化》，載《理論生物學雜誌》第97卷，1982年，第43～45頁。是一種真實的物理實體。在他看來，這種場是物質的第五種狀態，它由離子、自由電子和自由質子組成。對人類而言，這個場附屬於人腦，但伊紐欣認為它可能超出有機體並產生心靈感應現象。謝爾德雷克也堅持認為，生物場具有它們自身的實在性，儘管它們並不帶有任何形式的能量，但它們存在於受其影響的有機體之外。
根據謝爾德雷克的理論，這些場不斷受到以前存在的同類有機體的影響並被強化。例如，有一種受以前活著的兔子所影響的“兔子形態發生場”，這些場構成了每個物種的典型形態的集體記憶，物種活著的成員通過超越時空的因果鏈與同一物種的過去成員的形態接合起來。謝爾德雷克通過形態發生的諧振過程解釋這種接合是怎樣起作用的：這種諧振過程是在形態和形式相似性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無意識現象。據說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活著的有機體，它不但在晶體、分子和原子的範圍內影響形態形成的過程，而且在人類的心靈中影響形態形成的過程。
行為方式也受形態發生場的支配，謝爾德雷克聲稱，行為方式一旦被學到手，就比較容易重複，從晶體到老鼠到人類的各種經驗材料都可以作為這種假設的佐證。晶體的第二次和其後所有各次的合成都比第一次快；老鼠學習諸如逃離迷宮這樣的行為規則時，如果有一組與它們無關並相隔一定距離的老鼠已經掌握了這種規則，前者就逃得更快；人類的學習也是如此，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學習導致其他人更容易地進行類似的學習。 據說，形態發生場完全通過諧振起作用。顯然，產生諧振的物體越類似，諧振的作用就越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影響一個場的物體和被場影響的物體之間具有類似性，那麼諧振就會加強，謝爾德雷克認為，這就解釋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原因。有生命的機體的形態更像他們自己祖先的形態，而不像其他任何物種的形態，因此，每一種有機體的發育都受到它自身所屬物種的特定形態諧振的影響。強化原理認為，某一物種現存的有機體越多，這個物種的有機體就可能產生得越多。看上去，謝爾德雷克的形態發生場不僅能很好地解釋生物學上的形態發生之謎，而且還能作為解釋動物行為方式的理論基礎，正由於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顯的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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